“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鼻宕貘Q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這樣評價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歷經北宋五朝風云，司馬光成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至今仍然為人所稱道。今年也是司馬光誕辰一千周年。

　　11月17日，由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紀念司馬光誕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司馬光”公開課特別活動在北京開講。此外，現(xiàn)存于國家圖書館的、世界上僅留的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的殘稿，正在國家典籍博物館舉辦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中展出，觀眾可以近距離閱讀欣賞司馬光真跡。

　　司馬光（1019-1086）其人，字君實，號迂叟，陜州夏縣涑水鄉(xiāng)（今山西夏縣）人 ，故世稱涑水先生。曾在地方任武成軍推官，滑州韋城縣知縣。赴京后于國子監(jiān)、大理寺丞、太常禮院、史館、吏部、開封府、三司等多個部門任職。他還多次直言上書立嗣問題，深受宋仁宗、宋英宗信任。宋神宗即位后任其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但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離開中央。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在其助手劉攽、范祖禹、劉恕等人的通力協(xié)作下，歷時十九年編纂的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終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跡，成書二百九十四卷，另成《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全書編成后，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寫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笨梢?，《資治通鑒》確實凝結了司馬光畢生的心血。

　　資于治道，以鑒來者

　　本次活動邀請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游彪，結合相關史料，對司馬光的一生進行了客觀評述，并著重就《資治通鑒》所記載的1362年間歷代盛衰得失的評價、“資于治道”的治國理政思想、《資治通鑒》在傳統(tǒng)文化方面以及史學研究方面的價值進行分析。

　　根據(jù)游彪研究，“修心之要”與“治國之要”是司馬光在該書中重點提及的兩個“治道之思”。所謂“修心之要”，主要指涉領導力的修煉與培養(yǎng)。“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叭省闭f的是統(tǒng)治者的大仁，作為一國之君，應當“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yǎng)百姓”。所謂“明”講的是為君者的判斷決策能力，明君應當“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之后則談“武”，這里的“武”不是武力，而是說君王應當具備剛強堅毅的人格。

　　“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歸納起來，關鍵在于“用人”。為君者應善于委任人才，獎賞要有信用，懲罰則必要落實。游彪以唐代李世民所踐行的五則用人標準為例，為君者用人應挑選那些講真話、能力強、有德性之人，同時應做到信而不疑且不避嫌。

　　此外，游彪還強調，《資治通鑒》并非全然是關于權術，它實則是意涵豐富，且具有普世意義的。明代王夫之層言，《資治通鑒》包含了“君道”、“臣誼”、“國是”、“民情”、為官之本、治學之途、體人之道等諸多方面的內容。

　　作為經典古籍，《資治通鑒》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書中所體現(xiàn)的重政治、重一統(tǒng)、重禮制、重仁愛以及重文明也是中華文化所內涵的核心理念。而在《資治通鑒》的編纂過程中，也處處體現(xiàn)出司馬光的價值傾向。游彪講解說，在司馬光看來，“正統(tǒng)”是不可撼動的，以南北朝為例，司馬光只把南朝宋齊梁陳當作君王看待；五代十國部分同樣如此，只記五代，而十國是沒有本紀的，司馬光的“大一統(tǒng)觀”從中可以窺探一二。

　　在編纂方法上，《資治通鑒》保留了許多目前已失傳的史書中所記載的內容。該書使用“作叢目——修長篇——刪定成書”的“三段法”篩選史料。同時，司馬光還修撰《資治通鑒考異》，反復考訂史料的異同之處，匯集不同記載以及取舍的理由和根據(jù)。此外，為了便于閱讀，他附編《資治通鑒目錄》，紀年于上，列卷數(shù)于下，作為全書綱領。

　　宋代以后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非常重視《資治通鑒》，在金元明清時期，成為經筵教育的重要內容。后世對于《資治通鑒》的研究也催生了“通鑒學”的興盛，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也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僅存手稿展出

　　國家圖書館藏《殘稿》一卷，為司馬光手書原稿。此稿寬33.8厘米，長130厘米，共計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記載了自東晉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將作亂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還止，一年的史實。每段史事寫開端數(shù)字或十數(shù)字不等，以下接“云云”二字，為今通行本第九十二卷內容，但有很多不同。

　　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趙前從這份稀世珍品的形制、內容、書法等方面，對這份手稿進行了解讀。

　　此稿草擬于范純仁（范仲淹之子）致作者及其長兄司馬旦書札上。據(jù)趙前講解，當時的紙張仍然是一種較為稀缺的資源，司馬光本人也尚節(jié)儉，就直接將信的內容劃掉，在空白處草擬回信。同時，讀者細觀原稿內容即會發(fā)現(xiàn)，有些字會專門缺一筆，是因為要避當時皇帝的名諱。

　　原稿可見多位歷代收藏家的印章和筆跡，從中亦可溯源這一歷史珍品的時代傳承脈絡。清代乾隆、嘉慶、宣統(tǒng)帝皆有印章蓋之于上，乾隆帝更是對之喜愛有加，除蓋印章外，還親自題字“司馬光通鑒稿”。自宣統(tǒng)后，以賞賜之名，該卷流于民間。

　　對于這類文物的鑒賞，趙前提到了三個方面。首先是從文物性來看，年代時間構成了文物珍貴價值的必要條件。其次是文獻資料性上，以這份殘稿為例，短短四百余字就映射出《資治通鑒》的編纂原則與風格，并可與原本互為對照。最后是藝術性方面，該稿同時保留有司馬光、范純仁及多位收藏家的手跡與印章，意義重大。

　　據(jù)悉，國家圖書館還將根據(jù)重要歷史人物的特殊紀念日期，繼續(xù)推出“天才的時代”系列活動。明后年，將分別舉辦張載誕辰一千周年活動和紀念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的活動。國家圖書館將結合館藏資源，通過國圖公開課的形式，將古人留下的思想精神遺產，更好地傳遞給當今社會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