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國馬賽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彼?！たㄙ愊壬邮芰擞浾叩牟稍L。

　　記者：您從什么時候開始學漢語，又是怎樣走上漢學研究道路的呢？

　　卡賽：我的漢學研究之路非常具有戲劇性和偶然性。最初，我在波爾多大學研修心理學，后來覺得對心理學沒有太多興趣，于是轉(zhuǎn)學英語。英語專業(yè)的學生必須選修第三外語，我就選擇了漢語。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覺得我對漢語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于是又轉(zhuǎn)成主修漢語。

　　在漢語學習中，我遇到了雷威安先生，他是法國研究17世紀中國文學的專家。受到雷威安先生的影響，我對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17、18世紀的小說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這之前，我也一直很喜歡法國和英國17世紀的文學作品。

　　記者：我注意到您的博士論文和研究方向是關于明末清初文學家、戲曲家李漁的，為什么您會選擇有著“東方莎士比亞”之稱的李漁為研究對象呢？

　　卡賽：雷威安先生建議我關注并研究李漁的作品。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對李漁的研究并不多。不過，隨著美國最有成就的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專家之一韓南教授的譯著出版，在日本、美國等地，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李漁。我也試圖復原、理解這位作家引人入勝、別出心裁的小說作品。

　　我的研究開始于北京大學。在北大兩年的讀書時光里，我閱讀了大量關于李漁的著作?；氐椒▏螅以诎屠璧谄叽髮W完成了關于李漁的博士論文。我一直很關注李漁的《十二樓》，我認為這部作品應當被介紹到法國，推薦給法國讀者，我現(xiàn)在正在翻譯它的高潮部分。

　　記者：您翻譯過一些中國戲劇和古典小說，比如您剛剛提到的李漁的作品《十二樓》，在翻譯過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卡賽：我遇到的最大困難并不在于如何讀懂中文文本，而在于怎樣還原作者的風格，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譯者是自由的，這種自由卻是最難把握的。我認為李漁的風格和法國作家狄德羅比較相似。為了翻譯李漁的作品，我讀了許多狄德羅的作品，希望可以在法語語境下再現(xiàn)李漁的行文風格與感覺。

　　記者：李漁與狄德羅生活的年代相差不到一個世紀，他們分別是中西方戲劇美學理論的主要代表。中西方戲劇理論相對而言也有契合之處。那么您認為中西方文化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什么？來自不同文化的人怎樣進行交流和對話？

　　卡賽：我覺得從根本上來講，沒有太大的區(qū)別，我們都是人。中西方在交流中其實可以產(chǎn)生出“第三種”文化。我的夫人是中國人，我又從事漢學研究，但是我永遠也不會徹底成為中國人，她也不可能徹底成為法國人，這就形成了另外一種交融的“第三種”文化。來自東西方文化的人很難相互懂得彼此的全部，我們只能盡力去了解對方。通過文學作品的譯介，通過學習對方的語言，或是到對方國家旅行等等，我們可以更全面、更真實地認識彼此。如果法國的中國人再多一些，會更有助于法國人了解中國。

　　記者：法國一直是漢學研究的重鎮(zhèn)，而美國的漢學研究在二戰(zhàn)后異軍突起。與法國漢學所側(cè)重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有所不同，美國漢學更側(cè)重于研究現(xiàn)代和當代中國。20世紀后期，在現(xiàn)代漢學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方面，美國對歐洲傳統(tǒng)漢學造成了沖擊。您是怎樣看待這種沖擊的呢？

　　卡賽：我感覺歐洲人和美國人都在為探索中國文化出力，我們的共同努力使得世界更了解中國的古代和現(xiàn)代文學。單就中國古代文學而言，美國同事的優(yōu)勢在于，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在學術界更為流通，他們所做的翻譯與研究比我們擁有更多的讀者。至于出版方面，美國人更傾向于學術論文，而法國人更偏愛翻譯作品。

　　記者：有許多中國明清小說在19世紀就已經(jīng)傳入法國，《紅樓夢》《水滸傳》等中國文學作品在法國民眾中的接受度如何？什么類型的中國書籍在法國會比較受大眾歡迎？

　　卡賽：法國有6500萬人口，或許只有幾千人會關注中國文學并知道中國文學的存在。莫言的獲獎使我們認識了莫言，他的作品在法語世界的譯介工作都是由我的同事杜特萊完成的。大家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僅此而已。至于說什么類型的書籍最受歡迎，可能還是現(xiàn)當代文學比較受歡迎吧。

　　在法國，中國古典文學處于比較邊緣的位置。倘若還有人對此略知一二，那要感謝譯者們的共同努力以及私營出版社所做的工作。比如伽利瑪出版社半個世紀以來持續(xù)出版一套“認識東方”叢書，這套叢書由艾田蒲于1956年創(chuàng)編，譚霞客從1991年起接手，直至他于2010年底去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皮克耶出版社，它20多年來大約出版了15本中國文學書籍。比起中國古代文學，廣大的法國民眾還是更喜愛中國的現(xiàn)當代文學。

　　記者：漢學家對中國的研究，比如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或是對中國通俗文學的研究，是否會隨著中國國力的變化而變化呢？

　　卡賽：中國文化的確影響了法國的學術界以及藝術，雖然影響并不算巨大。比如18世紀的“中國熱”以及中國風格的古玩的流行；在19世紀一些中國的才子佳人小說傳入歐洲，并被譯介、改編，對歐洲的文學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誠然，中國發(fā)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或多或少影響了漢學家對中國的看法。但是，我感覺那些真正的漢學家真正專注的是如何成為中國文化某一領域的專家以及如何傳道授業(yè)。此外，漢學家的研究應本著客觀精神，而不應受中國政治或經(jīng)濟實力的影響。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美文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套叢書——“中國書房”。這套叢書主要是中國古代經(jīng)典作品，由程艾蘭和馬克負責編纂。它的出現(xiàn)絕不是受到中國現(xiàn)今國力增強的直接影響，而是法國漢學一直不斷發(fā)展、不斷完善的成果。出版社和研究機構沒有理由只因如今中國經(jīng)濟騰飛就將精力都放到現(xiàn)代中國國情以及文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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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埃·卡賽（Pierre KASER），法國馬賽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亞洲研究院中國文學翻譯數(shù)據(jù)庫項目負責人，學術期刊《遠東印象》主編。主要學術研究方向為17世紀至18世紀中國古典通俗文學、中國古典小說和戲劇在法國的翻譯和傳播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