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是學界大家，他的書信，尤其是探討學術的書信拍賣，對于學術研究意義是蠻大的。尤其是未公開的手稿，更具相當的學術價值。問題在于，這些珍貴信件的拍賣，沾惹上了市場功利的色彩。不管拍賣公司的作為是否合法，是否造成了對錢鍾書先生的著作權侵害，都使這些信件的學術價值變味，增加的只是嘩眾取寵以及資本趣味。

　　拍賣行為讓錢鍾書先生的夫人感到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畢竟，被拍賣的那些書信，都是錢家一家子的“私信”——沒有征詢寫信人的意見而拿到拍賣場上，無異于另一種形式的示眾。尤其是，錢先生的那些書信，是在特定的語境下寫給香港原《廣角鏡》雜志社總編輯李國強的。這種“編作往來”，李國強先生也不宜向外公開，無論是基于職業(yè)倫理還是生活常識，李國強先生都應該將這些私密信件好好珍藏，即便是公開出來，也要有最佳的契機——經過足夠長的時光沉淀或基于錢鍾書學術研究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錢家一門，向來溫柔敦厚，不慕繁華，也從不在學界招惹是非。而被拍賣的錢鍾書信件中，有錢先生對學界同仁的臧否。這種毫無修飾的評價，是錢老公開不愿說的“老實話”。而這些“老實話”也只有在私密的二人環(huán)境下才能表達出來。自然，這也彰顯錢先生對李國強毫無保留的信任?，F在，這些“老實話”被拍賣公司置于陽光曝曬下，反而顯得錢先生“不老實”。雖然有些“錢學”專家認為，這并不會影響學界對錢先生的評價，但是對百歲老人楊絳而言，她考慮的未必是拍賣公司的市場行為合不合法，而是對收信者李國強先生的行為不解。

　　即便是李國強本人，面對楊絳先生的追問，也沒有能夠理直氣壯，強調：“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钡⑽赐嘎端呐笥咽钦l，拍賣公司則以為委托人保密而守口如瓶。

　　這段公案不能以這樣的方式和邏輯進行下去，這會讓旁觀者覺得李國強和拍賣公司在欺負楊絳老人。在這件事上，不要玩太極，也不要拿學術研究作借口，畢竟這些信件拍出的是白花花的銀子。利益擺在那，拍賣公司就要唱高調；李國強先生也不妨實話實說，拿朋友當擋箭牌，只能證明本人心虛。

　　因而，錢鍾書書信被拍，不是市場問題，也不是法律命題，而是簡單的情與理的常識。和一個與世無爭的百歲老人講冷酷的市場和法律，不僅可笑而且殘酷；對老人的態(tài)度，是講情講理講信任。如果連這些最基礎的真性情都置之一旁，那是對老人的不敬。

　　事實上，包括李國強和拍賣公司在內，所謂的市場和合法，也不過是鉆了“法無明令禁止”的漏洞罷了。即使拍賣無視楊絳先生的反對而進行到底，即使李國強先生以噤聲應對楊絳先生，拍賣公司和李國強先生都難逃輿論的撻伐——李國強先生將成為一個不講情分的反面典型；拍賣公司則是一家不講理的逐利者。這將給學界造成惡劣的影響，使“編作關系”惡化、異化，這恐非人們所樂見。

　　最好的結局就是，不管委托人是誰，將這些信件撤下來，或由李國強先生繼續(xù)保管，或交由楊絳先生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