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海南省博物館展出的《大海的方向·華光礁Ⅰ號沉船特展》，一次性集中展示西沙水下文物259件。

　　這259件具有明確地理坐標的出水文物，正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259個清晰的見證物，它們以無可辯駁的真實存在，告訴人們海上絲路上曾經(jīng)的繁盛，以及海南島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補給站的客觀史實。

　　悠悠絲路興起于漢代

　　縱覽《大海的方向·華光礁Ⅰ號沉船特展》的歷史展線，最早的記錄莫過于一本歷史典籍———《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卷二八記載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行路線。“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今海南島）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渣S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br/>
　　海南省博物館館長丘剛研究員告訴記者，漢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時期，自徐聞、合浦為始發(fā)港向南的海上航線，而徐聞與海南島北部的珠崖之間直線距離僅10余海里，加之此時受到航海造船技術(shù)的限制，船舶航行只能沿著海岸線緊靠大陸進行階梯式的航行。如此一來，海南島的珠崖和儋耳兩地就成了這條藍色航線的最近最方便避風或補給之地。

　　到了東漢，隨著造船技術(shù)的不斷進步與航運交通的發(fā)展，此時的船舶已有了遠渡重洋的能力，除了海南島西海岸是較為繁忙的海上航線外，隨著地理知識的不斷增長，古人的視野也隨之擴大，開始知道在海南島之南還有一大海洋。

　　據(jù)史書記載，從東漢開始，南中國海已開始被稱為“漲海”，并在東漢時楊孚所撰《異物志》和謝承的《后漢書》中有所反映，而“漲海”的發(fā)現(xiàn)人，極有可能是距南中國海最近即生活在海南島上的居民。

　　從漢代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唐宋時期，往來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貿(mào)易商船更加頻繁，盡管其航線屢有變化，但海南島已成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來往于廣州、泉州、揚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風港和中轉(zhuǎn)站。

　　隋唐盛世連絲路

　　歷史久已塵封，但細心的考古人員，總能從留存的遺跡中，還原歷史，告知今日。

　　丘剛說，南國重鎮(zhèn)———廣州，在唐代初年一躍變?yōu)槟戏窖睾５闹行母劭诔鞘泻蛧鴥?nèi)最大的對外貿(mào)易港。開元二年（714年），唐朝在廣州設立市舶司，以加強對廣州港的管理。海南島做為自廣州港出發(fā)駛往東南亞和阿拉伯航線的必經(jīng)之地，其重要性愈加顯現(xiàn)。

　　據(jù)貞元年間（785-814年）賈耽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就詳細記載了廣州經(jīng)由海南島到阿拉伯各國的航線：“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今廣東深圳南頭），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島石（今海南東北海域七州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東南海域獨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勞山（今越南占婆島），山在環(huán)王國（即占城國）東二百里海中。……小舟流，二日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鎮(zhèn)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

　　途徑南中國海的這條航線最后一直延伸到東非海岸，全長14000公里，途經(jīng)9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據(jù)考證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在《大海的方向·華光礁Ⅰ號沉船特展》上，還有一幅攝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西沙甘泉島唐宋居住遺址全景照片，真實記錄下絲路航線上的重要驛站。

　　丘剛介紹，甘泉島唐宋居住遺址位于西沙群島所屬的甘泉島西北，這是我國最南端的人類活動遺跡與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地層堆積厚約35-90厘米，出土廣州西村窯等窯口的瓷器，還出土了鐵刀、鐵鑿生產(chǎn)工具和炊具鐵鍋等遺物、人們食用后廢棄的鳥骨和螺殼以及燃燒后的炭粒灰燼，是唐宋時期船家停靠島上、避風休憩留下的，這些考古發(fā)掘后再現(xiàn)的生活場景，反映了我國先民開發(fā)經(jīng)營西沙群島，以及這一時期跨越南海的西、南諸蕃水道繁忙的盛景。

　　丘剛說，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fā)展和鼎盛時期。為加強對海南島這個海上絲綢之路上咽喉地帶的控制，唐朝廷又在隋朝基礎上，對海南的行政建置做了較大的調(diào)整和加強。唐初，沿隋舊制，海南為三個州；唐太宗貞觀五年（631年）拆崖州之瓊山為瓊州，海南增至四州；從唐玄宗至肅宗時，海南又增至五州，并一度將州改為郡，從而建立起了一整套對海南進行有效控制的行政管理體系。唐中葉以后，這套體系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唐嶺南節(jié)度使李復派遣將領孟京，領兵討伐瓊州不服從唐政權(quán)管轄的俚洞酋豪，在海南“建立城柵，屯集官軍”，使海南島及周邊的廣大海域都納入到唐朝軍隊的控制之下。這一舉措，使得航行在南海海域的中外商船的安全得到了更加有效之保證。

　　細心的人們，可能會發(fā)現(xiàn)有一件珍貴的陵水軍屯坡唐代珊瑚石棺墓碑在《大海的方向·華光礁Ⅰ號沉船特展》上靜悄悄地展出。

　　丘剛告訴記者，在浩瀚無際的南海航行中，一些古波斯人“因浮海遇風，憚于反復，乃請其主原留南方，以通往來，貨主許焉”。由于當時海洋氣候惡劣，變化無常，“諸番舶雖東洋琉球等國，被風飄多至瓊”。也就是說，當這些“番舶”航行中突遇狂風襲擊，船舶迷失方向飄至海南島沿岸，幸存的船員將死難者埋葬在荒涼的海灘沙丘之后，自己也只能暫時棲寓海岸，整日遙望著大海，等待航行過來的外國船舶搭救以重返故里。久而久之，一些波斯人、阿拉伯商人和船員便定居在此，形成了海南島最早的回族先民。

　　據(jù)了解，海南省三亞市解放路、番嶺坡和陵水縣干教坡、福灣發(fā)現(xiàn)了唐宋時期伊斯蘭教徒墓葬群，墓群位于瀕海的沙灘地，此處正是新航線的必經(jīng)之地。墓碑和墓室多是珊瑚石砌成，墓主應為當時途徑或駐留海南島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為是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又一見證。

　　巍巍福船駛過南宋

　　在《大海的方向·華光礁Ⅰ號沉船特展》上，有一艘縮微版的福船模型，也就是未來華光礁Ⅰ號沉船復原后的形制。

　　考古人員在對華光礁Ⅰ號沉船年代的測定主要是依據(jù)一件印有“壬午載”的出水瓷器，這件瓷器為福建建窯的黑釉金彩，通過對出水511塊船板的龍骨測定這是一艘典型的福建工藝的商船，初步估計該船排水量大于100噸。

　　丘剛說，宋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xù)發(fā)展階段，海南島依然是這條海上航線的重要中繼港和避風港，隨著海上中外船舶的頻繁航行及中外商賈貿(mào)易額的不斷擴大，對海南島的社會經(jīng)濟和商品觀念也產(chǎn)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據(jù)記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以前，瓊州的商稅額只有4285貫，而熙寧十年一年全島的商稅收入就達到19597貫。這個商稅額，除船泊稅外，其余是征收海南香料、檳榔、小馬、翠羽、黃臘、蘇木和貝吉的特產(chǎn)稅。在對外貿(mào)易上，盡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設立市舶司，禁止與外國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則為利益所驅(qū)，對中外商人通商采取默許、縱容乃至鼓勵的態(tài)度，外商貿(mào)易遂遍及全島。這時海南島的主要門戶如瓊山、澄邁、臨高、文昌、樂會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動。到了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年），朝廷批準在瓊州設置市舶分司，隸屬于廣南東路（廣州）市舶司。

　　宋王朝經(jīng)濟重心的南移，海南瓊州市泊分司順勢設立，市泊收入逐漸成為朝廷國庫的重要財源之一，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海南島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一直延續(xù)到明初，隨著鄭和七下西洋，把這條海上貿(mào)易通道推發(fā)到巔峰狀態(tài)，之后中國實行的海禁政策，讓這條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mào)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逐漸淡出歷史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