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館正在展出“越頌——中華文物中的浙江傳奇”，展覽呈現具有鮮明越地文化特色的十類器物，不僅展示了浙江歷史文脈的悠長，也印證了中華文明的博大。

　　在良渚玉琮上看到多元文化的交融

　　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既體現在生活在這片廣袤大地上的人們具有共同的歷史根源、共同的文化心理，也體現在各地因風土人情的不同而孕育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

　　如果要問浙江給人的感覺，也許是溫潤雋永的煙雨江南，也許是西湖的濃妝淡抹，也許是山與海的交響。浙江省博物館推出的“越頌——中華文物中的浙江傳奇”(以下簡稱越頌展)嘗試從文物的角度回答上述問題，展覽從海量文物中選取了十類，它們最能代表浙江的氣質，分別是良渚玉、越王劍、越窯青瓷、秘色瓷、阿育王塔、雕版印刷、湖州鏡、溫州漆、龍泉瓷、西湖圖。

　　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遺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中，玉琮具有其他器物難以匹敵的重要性。考古學家認為，“以玉琮和神人獸面紋為代表的玉禮器系統(tǒng)是維系良渚社會政治組織的重要手段和紐帶，顯示出良渚文化有極強的社會凝聚力，且存在統(tǒng)一的神靈信仰。”

　　越頌展中展出了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遺址12號墓出土的6件玉琮，其中最大的一件也是最精美的一件被稱為“玉琮王”，這件玉琮高8.8厘米，重6.5千克，敦實渾厚，器型內圓外方，中心開孔貫通，玉琮的典型特征是內圓外方，有學者認為這反映了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因此認為玉琮也許是溝通天地、祭祀天地的禮器。讓這件“玉琮王”更加不凡的是雕刻在其上的紋飾，琮體四面中間開直槽，槽內上下各刻一具象的神人獸面圖像，神人頭戴羽冠，騎跨在一神獸上，此外琮體上還有抽象的神人獸面圖像。

　　在良渚文化興盛之時，玉琮已經走出良渚，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在良渚文化衰落之后，玉琮擴散的腳步仍未停下。2021年考古學家在距離良渚約1800公里外的三星堆遺址發(fā)現了一件激動人心的文物。三星堆遺址3號祭祀坑出土了一件玉琮，器物的年代是商朝晚期，這時良渚文化業(yè)已衰落，玉琮身上不見良渚文化常見的神人獸面紋，取而代之的是神樹紋。神樹是三星堆文化中的重要形象，中國古代有神樹連接天地的傳說，這件神樹紋玉琮將主要來源于良渚文化的器型與孕育自本地文化的符號融為一體，是不同地域文化跨越時代的一次“握手”。

　　正是歷經長時段的許許多多次“握手”，塑造了多元一體、長久茁壯的中華文化。

　　在寶劍與瓷器上看到越人的能工巧匠

　　越人素以手工技藝精湛著稱于世，在越人的巧手制作下，寶劍、銅鏡、瓷器、漆器等成為表情達意的禮品或是競相追捧的商品，它們的足跡比制作它們的工匠走得更遠，甚至走到了域外。

　　越人善于制劍，在《越絕書》這部記錄春秋末年吳越歷史的典籍中，專門開辟一章介紹越人制造的寶劍與其傳奇。傳說越王勾踐有五柄名聞天下的寶劍，他邀請一位叫薛燭的相劍師品評寶劍，前兩柄寶劍出場后，薛燭無動于衷，說它們都算不上寶劍，及至第三柄寶劍“純鈞”登場后，薛燭的神情立刻嚴肅起來，嚴肅之中又透露出得見真正的寶劍的激動。《越絕書》以相當戲劇化的語言來寫“純鈞”的品質：“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這把剛柔并濟的寶劍，是歐冶子的作品。

　　或許最知名的越王劍是湖北省博物館所藏的越王勾踐劍，它于1965年出土于湖北荊州的一個楚墓中，今年湖北省博物館新館開放，為這件鎮(zhèn)館之寶設立了一個專門展廳。越頌展中展出了多柄越王劍，在欣賞這些千年前問世至今光亮如新的寶劍、贊嘆越人制劍技藝高超的同時，觀眾很容易忘記一個事實，即越王劍大多出土于楚地。它們也許是楚越聯盟的見證，也有可能恰好相反，是楚國攻越獲得的戰(zhàn)利品，難以確定某柄越王劍具體是通過哪種方式流入了楚地，但越國制造的寶劍在當時廣受歡迎卻是不爭的事實。

　　越人有悠久的制造瓷器的歷史，越瓷在歷史上也廣受歡迎。越頌展中展出了一件元朝的龍泉窯青瓷舟形硯滴。硯滴是一種文房用具，研墨時需要用硯滴注入適量的水。這件硯滴做成船的外形，很像是游弋在江南水鄉(xiāng)中的烏篷船，船艙與艄篷間甲板上開一小孔，船首開一出水口，用手指按住小孔，可以控制出水口的水量，以免一時出水太多沖淡了墨。船艙中有男女二人席地而坐，似在交談，兩人面前還有一只鵝。艄公在船艙外，他穿著一身蓑衣，正要取放在船篷上的斗笠，想來天已下雨，這艘船將駛進一片煙雨朦朧中。這件硯滴融藝術性與實用性于一體，被認為是龍泉窯青瓷巔峰時期的代表作。

　　龍泉窯青瓷是宋元時代浙江最受歡迎的商品之一，它的身影出現在了很多地方。越頌展中有一件龍泉窯青瓷凸棱荷葉蓋罐，整件瓷器均勻分布凸棱，荷葉狀的蓋子配以青瓷本身的顏色，讓人想起“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這件瓷器出土于內蒙古自治區(qū)烏蘭察布市集寧路古城遺址，集寧路古城距大同、張家口不遠，是草原絲綢之路東端的起點之一，來自中原、江南的商品匯聚于此，再銷往草原絲綢之路沿線地方。在集寧路古城遺址中發(fā)現了多個瓷器窖藏坑，其中就有龍泉窯青瓷。相同的器型還出現在了韓國新安沉船，這是一艘元朝至治三年(1323年)從寧波起航的貨船，它的目的地是日本博多，在韓國新安附近海域沉沒。沉船出水九千多件龍泉窯青瓷，顯見它也受到域外顧客的歡迎。

　　浙江是青瓷的故鄉(xiāng)，從先秦時代的原始青瓷，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成熟青瓷，再到唐代越窯獨步天下的秘色瓷，再到宋元明時代遠銷海外的龍泉窯青瓷，這片歷久彌新的典雅青色，航行在一片浩大的藍色里，匯入千萬種顏色中。

　　在西湖圖中看到綠水青山詩意盎然

　　越地風物之美，莫過于西湖。西湖的美，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歷經千年逐步塑造而成。

　　西湖頗得詩人的熱愛，而且還是名聞天下的大詩人，白居易修白堤、蘇東坡修蘇堤，為西湖景觀打下一個好底子。到了南宋，杭州成為都城，這片城郊的美景更得青睞，得到幾次大規(guī)模的疏浚，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優(yōu)美詩文。然而，在南宋之后的元朝，西湖經歷長時間的“廢而不治”，湖區(qū)大面積遭到開墾，蘇堤以西的湖面都成了耕地，這樣的命運在歷史上還發(fā)生在西湖的姊妹湖湘湖身上。唐宋西湖的盛景，直到明朝才恢復，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楊孟瑛主持對西湖的大規(guī)模疏浚工程，此次拆毀田蕩3480畝，他利用挖起的葑泥筑起一道橫貫西湖的大堤，這便是“楊公堤”，今天當我們行走在這道堤上欣賞西湖美景時，很難想到楊孟瑛的名字，但他的貢獻實不下于白居易、蘇軾。明朝多次下令禁止侵占西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訂立了《禁侵占西湖約》，并刻石立于杭州城面向西湖的清波、涌金、錢塘三座城門前。只有持續(xù)不斷的保護，西湖的美才能長久。

　　越頌展最后一個部分，展出了兩幅明朝的西湖圖，一幅是沈周的《湖山佳趣圖》，一幅是周龍的《西湖全景圖》。沈周是蘇州人，這位喜歡宅在蘇州的畫家，一生兩次造訪浙江，這對于他來說就是出遠門了。《湖山佳趣圖》作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是他對第一次訪浙的回想之作，他所描繪的未必是真實的西湖景色，卻是心中的西湖景色——“山巒起伏，草木華滋；遠山樓臺聳峙，亭閣臨風；近景沙渚淺灘，垂柳依依；大雁翔集，漁舟唱晚，板橋橫臥，水榭高筑”。

　　沈周卒于正德四年(1509年)，倘若他可以看到一年前經過大規(guī)模疏浚后的西湖，必定能畫出一幅更精彩的西湖圖。來自寧波的畫家周龍在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繪制的《西湖全景圖》，是較為貼近當時實際景象的西湖。今天回望四百年前的西湖時仍能辨識出一些標志性的景觀：白堤上的斷橋有三兩游人，曾是宋代林逋隱居之處的孤山山腳下已有不少房子，長長的蘇堤鋪在湖面上，堤上遍植柳樹，雷峰塔兀立在夕照山上，保俶塔聳立在寶石山上，游人泛舟西湖，舟游是從古至今最重要的游覽西湖的方式。

　　《西湖全景圖》是在一個春日問世的，這讓人想起明朝文學家袁宏道也是在一個春日游西湖。他乘坐小舟入湖，寫下這樣如癡如醉的句子，“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睎|阿王曹植在夢中遇見洛神，遂有千古名篇《洛神賦》。袁宏道與西湖相遇，而有這靈動灑脫的短文。沈周與西湖相遇，而有《湖山佳趣圖》。

　　相遇，是一個迷人的主題。任性自然、尊重文化的中國人，更愿意將相遇設定在青山綠水中、文華燦爛中，這是我們向往的自然天地，這是我們追慕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