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趙汝珍為鑒定界名流大佬。他的《古玩指南》自從1942年刋行面世后，一時洛陽紙貴，被譽為是近代文物書畫鑒定相對最權威的著述。其價值大約等同于書法界祝嘉翁40年代出版的《書學史》。但祝嘉著述之前有康有為、有《東方雜志》與沙孟海《近三百年書學》、有于右任《草書月刊》、有四十年代重慶的《書學》祝嘉的系統(tǒng)性當然有可圈可點之處；但既然同時代有不少重量級成果，他的開創(chuàng)性與權威性自然不那么突出。而趙汝珍《古玩指南》問世之前，文物書畫鑒定還沒有像樣的理論著述更沒有與現(xiàn)代學術掛鉤更沒有學科意識，它在本質上還只是一個實踐過程，不需要太完整的理論，于是趙汝珍已初具學科雛形的著作一出世，無有匹敵者，自然成為這個時代幾十年間的標志性成果了。

　　趙汝珍本是一個古玩商，開辦“萃珍齋”古董店，在琉璃廠生活了幾十年，雖非一代鑒定大師收藏大匠，但在行內擁有足夠影響，而且筆勤腿勤，自《古玩指南》后，又出版了《古玩指南續(xù)編》《古董辨疑》，這一系列的著述，雖然還不完全是鑒定收藏界的純學術立場，但卻已經清晰地劃出了一個現(xiàn)代學術的邊界：有結構分明的學科內容，又有講求邏輯論證的著述方法，在古典式的札記條目體例盛行的鑒定收藏界，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古玩指南》論民國書畫市場的行規(guī)，有如下一些要領，在當時被奉為金科玉律，即使今天看來，仍然頗具參考價值。尤其對初入行者而言，這些基礎知識也是不可或缺的：

　　畫貴于書，以繁難簡易之不同，非真值也。

　　書價以正書為標準：如右軍草書百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乃敵一行正書。其余以篇論，不以字數(shù)計也。今則以字之大小分，而以件論值矣。

　　畫則以山水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蟲魚又其下。

　　立幅優(yōu)于橫幅，紙本優(yōu)于絹本，綾本最下。

　　立幅尺寸，高以四尺，寬以二尺為適宜，太大太小則不值錢矣。橫幅五尺以內者，為橫批；五尺以外者，為手卷。手卷長以一丈為合格，愈長價愈高。冊頁以八開為足數(shù)。愈多愈妙。屏條以四條為起碼，十六條為終數(shù)，太多則無法懸掛矣。冊頁、屏條皆為偶數(shù)，有不足數(shù)者，稱為“失群”。

　　此外則時代有先后、名頭有大小，即一人之墨跡，有繁簡之異，精粗之別，汗污受潮，損傷殘缺；精神完整、干凈漂亮皆為決定價值之標準。

　　題字愈多愈佳，一行字謂為“一炷香”，名人題跋，謂之“幫手”，書畫著錄，收藏印鑒，皆甚重要。

　　如果不考慮故宮與各大博物館的收購，只是限于民間的、市場的書畫交易行為，則這些行規(guī)都是買賣雙方互相遵守約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潛規(guī)則。其實退一萬步講，即使是博物館級文物，除非互換或調撥，一般在市場民間收購行為如故宮周邊古玩店的交易或類似“東北貨”的收購，也不外乎上述的游戲規(guī)則。從引出原文的這些字里行間，大概可以斷定趙汝珍只是個粗通文墨的商賈，讀書并不多，他有在琉璃廠“萃珍齋”門店投身實踐即通過大量看貨、收貨、賣貨獲得的第一手經驗，但當時琉璃廠這樣的人物甚多，而且生意超過他規(guī)模的比比皆是，但卻都未有他的眼（多看）、手（多記）、腿（多跑）的勤快，尤其是每遇必記，積少成多、集腋成裘，遂成就了他在收藏界的一世英名。據他自己在《古玩指南》再版自序中寫道：“本編自（1942）9月23日第一版刊世時印出500部，未兼旬即售罄”。令他大為驚詫，私意以為這應該歸因于“匯論古玩，從無專書，用拋磚引玉方法誘起考古大家之注意，本編僅為引子，是非美惡固無重大關系”?！皬臒o專書”使他無意中得風氣之先，著述遍行海內外，但更重要的一個要素，是他著述時并無“考古大家”的學究式立場，比如我們上引的這些行規(guī)，操作性極強，但卻沒什么道理可講；大家都這么做，幾百年做下來，約定俗成，也就成了行業(yè)潛規(guī)則，雖無明文告示，人人皆得而奉之，遂與市場沉浮休戚與共，息息相通。試想如果學問高貴如“考古大家”出手，色色都須講論證論據，文獻引注，則市場讀不懂專業(yè)內容，豈能有“兼旬售罄”風行天下之潮流乎？

　　于是《古玩指南》在1942年有再版、三版之傳印，又于1943年有《古玩指南續(xù)編》之纂，不脛而行天下。其實何止是占有當時的天下，即在70多年以后的今天，各大出版社為盈利蜂擁而上，以舊翻新，把趙汝珍《古玩指南》拿來或整本翻印或分拆做插圖本新書，以我所寓目，各種版本不下20余家。試想想，如果不切合大眾口味，賣得不好，怎會有那么多出版商效飛蛾撲火之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