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沂過去是古瑯琊郡，名人輩出，諸葛亮、王羲之、顏真卿的故里都在這里。以王羲之為代表的帖學一脈對海派書畫 乃至日本的影響表現(xiàn)在哪里？又有哪些傳承？當下如何看待？作為第十三屆中國臨沂書圣文化節(jié)的主要研討會之一，前不久在臨沂博物館舉辦的“王羲之與海派書畫 及對日本的影響”的研討會對此頗多探討，在臨沂博物館舉辦的“海派東漸——金石書畫家十人展”參展者與部分學者就此進行了交流討論。

　　張偉生（《書與畫》雜志主編、上海書協(xié)副主席）：臨沂過去是古瑯琊郡，名人輩出，諸葛亮、王羲之、顏真卿的故里都在這里。這次隨“海派東漸—— 金石書畫家十人展”來到臨沂，我感到我們是來尋根的——尋文化的根、書法的根。從臨沂，到海派，再到對日本的影響，這三個關(guān)鍵點，其實正好是中國文化的一 條文脈。中國的文脈就從黃河流域開始，然后再到長江流域，長江流域就是現(xiàn)在海派的文化，后來又東渡過海影響到日本了，所以這樣一條線，三個點就是中國歷史 文化的一條文脈，所以我們研究這個東西實際上很好，就是看我們怎么繼承這個傳統(tǒng)，把這個歷史的文脈延續(xù)下去。我覺得我們出這個題目，我們來研究這一段歷 史，實際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吳超（吳昌碩曾孫、上海吳昌碩研究會法人代表）：王羲之距今已是1700多年了，去年是我曾祖父吳昌碩誕辰170周年，雖然曾祖父以金石書法知 名，然而我們也深信我的曾祖父在學書法的過程當中也是受到了書圣王羲之書法的巨大影響。就海派書畫而言，海派本身就是海納百川，程十發(fā)先生曾說，“海派無 派”，也是說各方面的杰出人士會聚到上海以后，把各方面的文化集中在上海，那就成了海派。所以我們說我們這個海派也是從全國各地的文化營養(yǎng)匯聚成的海派， 沒有各個地方的文化底蘊，也成不了海派，從這個角度而言，海派就是要取各家之長。

　　王琪森（書畫學者）：關(guān)于王羲之與海派書畫及對日本的影響，這個題目很有歷史的穿越感，從王羲之到吳昌碩，1700年歷史，再從吳昌碩再到我們，又是170多年，所以說這是一條歷史延續(xù)的脈絡(luò)。

　　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兩個年代是不能忘卻的，也是繞不過去的，這兩個年代就是公元303年和公元353年，公元303年是太安二年，公元353年是 永和九年，這兩個年代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公元303年太安二年，上海松江的書法家陸機寫下了《平復(fù)帖》，公元353年，永和 九年，王羲之寫下了《蘭亭序》。

　　說到王羲之對日本的影響，不僅是直接的，而且是世代的。王羲之之后對日本產(chǎn)生影響的書法大使，是空海和尚。空海和尚所創(chuàng)造的書法作為日本書法的 一代經(jīng)典楷模，影響了好幾百年。所以說王羲之對日本的影響，不僅是直接的，而且是世代的。這種穿越是一種文脈，是一種藝術(shù)的因緣。后來到清末民初，上海海 派書法出了一個大將，大家知道就是吳昌碩，吳昌碩在日本的影響可以說是僅次于王羲之。

　　我覺得從王羲之、空海到吳昌碩，我們形成了一條歷史發(fā)展的脈絡(luò)，而把這條歷史脈絡(luò)串起來研究，將對當代藝壇、書壇產(chǎn)生較好的影響。

　　晉鷗（日本華人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我在日本主要是從事書法教育，學生基本上都是日本的書法愛好者，我在日本讀的書法碩士，在日本的學校里也了解到中國書法在日本的影響，對日本書畫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王羲之。

　　日本的空海是學習了王羲之書法之后才成為日本的書圣。王羲之在日本的影響是家喻戶曉的，在日本書畫史上有兩個高峰，一個是王羲之的高峰，第二個 就是王鐸。至于吳昌碩先生的金石篆刻、繪畫在日本也是起到了極大的影響。如果單從書法來說，就是王羲之和王鐸的影響，王鐸是比吳昌碩早，比顏真卿他們晚多 了，所以我們說要是沒有王羲之的話，就沒有日本的書法可以這么講。到現(xiàn)在為止，日本人只要學書法一定繞不過王羲之。

　　汲廣運（臨沂大學教授）：我想說說臨沂這個地方為什么出了王羲之？其實這個地方在春秋戰(zhàn)國以前是東夷文化的核心，而且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里處在中國 文化的軸心時代，在軸心上，文化有軸心說，孔孟荀三大家，孔孟在一百公里西邊，荀子就在臨沂，他埋在唐山了，他不是臨沂人，但他在臨沂做官。

　　王羲之出生在這里，成長到9歲左右才隨長輩南遷，臨沂城區(qū)的王羲之故居的洗硯池仍在，他少時師從名家，年長后博學法書，備精諸體，并擇采眾長， 變古制今，晚年臻至化境，他在施行仁政方面，給后人留下了較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可以說，王羲之的出現(xiàn)并不是偶然的，他是瑯琊郡文化積淀的成果之一。

　　吳越（上海吳昌碩紀念館執(zhí)行館長）：臨沂既是書圣王羲之的故鄉(xiāng)，也是顏真卿的故鄉(xiāng)，從我們小時候家教也好，學習臨摹書法也好，總得要講到這兩位大師，上海吳昌碩紀念館有一幅我曾祖父吳昌碩老寫的拓片，其中就提到臨沂。

　　關(guān)于王羲之、顏真卿在日本的影響，因為我本人曾經(jīng)1992到1995年在日本工作，看到了日本的藝術(shù)家對臨摹王羲之《蘭亭序》的這種熱情，他們 全身心投入到里面，包括今年是吳昌碩先生誕辰170周年，我們搞了一個展覽會，吳昌碩誕辰170周年展覽會，昌碩先生在日本影響很大。日本書法家?guī)煷迕钍?曾專門帶了150位藝術(shù)家到中國來參與紀念吳昌碩誕辰150周年，他的團隊名稱就叫“王羲之、吳昌碩之旅”，他到了杭州馬上到紹興，我陪他們一起去，到蘭 亭，和紹興的藝術(shù)家進行了友好交流。交流以后再到西泠印社，到安集到上海，他這個旅游的線路完全是把這兩位大師紀念活動放在一起的。我作為吳昌碩子孫也 好，作為藝術(shù)家也好，對此感到非常光榮，還有齊魯大地的藝術(shù)對昌碩先生影響也很大，我們紀念館有吳昌碩先生65歲寫的書法，里邊寫到他經(jīng)常臨摹漢三公碑、 古瑯琊臺石刻等。

　　顧村言（《東方早報·藝術(shù)評論》執(zhí)行主編）：古瑯琊郡確實是一個文化圣地，剛才張偉生老師說到文脈，其實從王羲之，到海派書畫，一直到對日本的 影響，里面確實是一個很清晰的文脈。巧合的是，《東方早報·藝術(shù)評論》對王羲之與吳昌碩先生都出版過紀念專刊，其中王羲之特刊是緣于前年東京國立博物館舉 辦的王羲之特展，這也是日本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王羲之大展，很可惜右軍故里沒有舉辦這樣的展覽。當時在東京我專訪了策展人，也寫了一些文章，在東京展覽現(xiàn)場 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對王羲之的無限尊崇完全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排隊觀展時是沒有任何聲音，有一種朝圣的心理，我當時看了還是感動的，其實這就是對中國文化的敬 重。

　　目前存世的比較可靠的最接近王羲之真跡的唐摹本是收藏于日本的《喪亂帖》 ，而其中所寫正是五胡亂華，王氏家族南渡后，瑯琊故里的王家“先墓再離荼毒”，王羲之得悉后因此“痛貫心肝”，連說了幾個“ 奈何奈何”，我第一次看到此帖是在上海博物館，當時觸動很大。我覺得從王羲之到吳昌碩先生，其實里面有一種對中國文化維護的精神在，而王羲之的先墓正是一 種文化象征。

　　就當下的書法而言，也許還是碑學還是帖學的爭論，然而我以為這些都是表面的，我覺得內(nèi)心的深處，王家大族因為五胡亂華以后，更有一種對中國文化 的一種堅守。吳昌碩先生也是，他在晚清那么一個內(nèi)憂外患的社會中——如果社會正常，他或許會走帖學這一脈，但是他看到中國遭受這么多外族的侵襲，進而提出 “強其骨”的口號——致力金石強悍之風，這樣一種精神我覺得在中國的當下其實特別有意義，因為現(xiàn)在整個大的背景也是需要重新看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中汲取營 養(yǎng)與勇氣。

　　無論是王羲之還是吳昌碩先生，對海派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對于他們我認為骨子里更應(yīng)當看到一種對真正文化的守護與敬畏，一種自由精神的開拓?！稌x 書》中說王羲之“在晉以骨鯁稱，激切愷直”，也就王羲之是性情中人，更是率性之人，包括顏魯公也是如此，如《爭座位帖》與《祭侄稿》中的一腔剛正不阿之 氣，這種正氣與去偽求真的天性在當下尤其要發(fā)揚，一種民族之魂的發(fā)掘，我以為這可能更值得我們探討和繼承。

　　郭同慶（東京藝術(shù)院院長）：我想提個建議，我在國外近三十年也在研究書法，日本書法和中國書法都是同源的。具體到臨沂的文史資源，比如銀雀山漢 簡，我想要買一些好字帖回去研究參考，但這樣的資料沒有，這是很遺憾的。在日本書法界，知道王羲之是瑯琊人，可是一般的日本人腦子里，王羲之等于蘭亭，蘭 亭等于紹興，而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王羲之原來是在臨沂出生的？——中國的書法家有多少知道我不太清楚，至少在日本是絕大部分的書法家不知道這個事實，知道 瑯琊，但不知道就是現(xiàn)在的臨沂，這是很可惜的。還有剛才提到銀雀山是一個文化亮點，再結(jié)合書圣王羲之，當?shù)仄鋵嵖梢蚤_展不少文史研究與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