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10月，到訪中國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注意到，手拿各種信件的差役成天在宮殿里進進出出，作為統(tǒng)治者的朝廷與地方政府之間信件往來十分頻繁，從廣州到北京，路途超出2700公里，往來函件只需十天。在一個既沒有機械動力車，更沒有電報、無線電與電傳的國度，僅靠騎馬，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為此，馬戛爾尼特地考察了在這塊神秘土地上存在了千余年的郵政與驛站制度。

　　與西方相比較，中國的郵或驛制度具有三個特點。首先是出現(xiàn)早。馬戛爾尼在書中寫道，中國唐代就建立起十分完善的郵驛網(wǎng)絡。據(jù)考證，高峰時全國有館驛1643個，從事驛站工作的人員有2萬多人。10個多世紀后的17世紀初，英、法等國才整合國內各種傳遞信件組織，創(chuàng)立國家主導的近代郵政。其實，早在春秋時期，中國人就把邊境內外傳遞文書的機構叫做“郵”。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設置“十里一亭”，作為鄉(xiāng)以下維持治安的行政架構。中國傳驛的出現(xiàn)，比馬戛爾尼所說的唐代還要古遠。

　　其次是速度快。馬戛爾尼在書中特別提到楊貴妃吃荔枝傳說。唐玄宗寵愛楊貴妃，楊貴妃愛吃新鮮荔枝，而荔枝長在廣東，離長安城近1500公里。同時，新鮮荔枝保質期不過三天。也就是說，驛馬必然每天跑500公里，才能滿足貴妃吃上新鮮荔枝的需求。馬戛爾尼感嘆說，即使是17世紀英法建立起近代郵政，每天傳遞信件速度也超不過二百公里，剛到唐代中國驛站傳遞速度的三分之一！

　　再次是有一套成熟的制度。如何做到既快又安全送達函件，中國有一整套成熟的制度保障。比如，驛站使用一種叫“勘合”和“火牌”的憑證，官府使用時憑“勘合”，兵部使用時憑“火牌”，這就是現(xiàn)代郵政“郵戳”的前身。緊急公文會打上類似“馬上飛遞”的標志，根據(jù)需要標明必須日行三百里、四百里甚至五百里、六百里，按要求時限送到，相當于今天的“特快專遞”。為保證郵路通暢，驛站設置不受行政區(qū)劃的限制，而是根據(jù)交通狀況定。馬戛爾尼認為，這樣一整套制度，只有統(tǒng)一、強大的現(xiàn)代政府才能建立和維持，但中國人竟然如此之早就做到了，這在世界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但是，馬戛爾尼贊美中國歷史上的成就，不過為后來者感嘆中國后來的保守與沒落作鋪墊。

　　就在馬戛爾尼到訪不到半個世紀，英法等國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郵政和郵資制度，把原來專為公務服務的國家郵政系統(tǒng)，推廣到為商業(yè)和私人利益服務。緊接著，西方發(fā)明了電報，使傳遞信息的速度有了革命性進步，這一技術也很快應用于郵政系統(tǒng)，現(xiàn)代意義上的郵政誕生了。此時的大清朝，不僅仍然沿用一千多年的老驛郵制度，而且人為抗拒先進技術的引進。

　　1877年10月2日的《紐約時報》，發(fā)表了一位美國記者在中國的見聞。由于中國百姓無法理解電報工作的原理，認為是洋人雇傭了機敏而無形的鬼神，在線路內來回穿梭，傳遞信息。凡電報線經(jīng)過的地方，發(fā)生什么不幸的事，人們就會認為，是那個鬼神從線路里跑出來，禍害人間。一些守舊紳士不斷發(fā)起反對鋪設電報線活動，僅因為電報線附近村莊有個人生病，人們就把長達一英里的電報線毀壞了。

　　1896年9月13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大清國郵政專述》的特稿。此時距離馬戛爾尼訪華快100年，西方已進入機械化郵政時代，但大清國仍然是靠快馬送遞。盡管已經(jīng)允許商人和普通人通過這項服務寄送信件和包裹，但由于把政府公文、國外使節(jié)、商號與買辦等列為第一等級服務對象，民眾幾乎很少能享受到這一服務，且仍然習慣于通過民間信差和過往船只傳遞家書和財物。也就是說，此時國外記者看到的大清國郵政，仍然與一百年前馬戛爾尼看到的情況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黑格爾說過，中國是一個停滯的帝國，幾千年沒有變化，因而注定將被淘汰。中國的郵政制度與西方相比，由最初的“無與倫比”到晚清的“成為笑談”，就是文明停滯的典型例證。中國由盛唐時的萬邦來朝之國，到晚清沒落成列強口中肥肉，正是由于文明長期得不到進化、無法跟上世界近代化潮流所導致的惡果。一部沉痛的近代史告訴我們，必須時刻保持危機感，時刻保持蓬勃的活力，時刻保持革新與開放，才能避免再次由盛向衰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