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８日瑞典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的本年度獲獎者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通過錄影帶做了獲獎感言。

1、在戲劇中，真相永遠是模糊的，你永遠不能真正找到它。

１９５８年，我曾寫道：

“在真實和不真實之間沒有十分明確的界限，在真理和謬誤之間也不存在這樣的界限。一個事件不一定非得是正確的和謬誤的，它可能兩者兼而有之。我相信上述判斷至今仍有意義，而且在藝術表現現實的時候仍然適用，因此作為一個作家我贊成以上觀點。然而作為一個公民，我不能這樣，我必須追問：‘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謬誤？’”

在戲劇中，真相永遠是模糊的，你永遠不能真正找到它，可是尋找卻生生不息，正是尋找引發(fā)了作家的所有努力。尋找是一個任務，你常常在黑暗中和真相偶遇、碰撞，或者僅僅是看到了和真相吻合的影像或形狀，可惜的是你往往意識不到。但是徹底的真相是，你在戲劇藝術中永遠找不到惟一的真相，而是多個真相。它們互相挑戰(zhàn)、互相塑造、互相反映又互相忽略，互相吸引卻又互相蒙蔽。有時候，你感覺霎那間握住了真相，但它隨即從指尖溜走，消失無蹤。

常有人問：“你的戲劇是怎么寫出來的？”我說不出來，我也無法總結他們，我只能說：“這就是發(fā)生了的事，他們說了這些，他們做了這些?！?br/>
我的大部分戲劇從一句話、一個詞或者一個影像開始，一個詞后面緊跟著就是一個影像。現在我腦海里胡亂中冒出來兩句臺詞，隨后是影像，再接著是我。

《回鄉(xiāng)》中的第一句臺詞是：“你把剪刀弄哪去了？”，《舊時代》的第一句是“黑”。第一句話明顯是一個找剪刀的人對著被懷疑拿了剪刀的人說話，但我隱約知道被問的人根本不知道剪刀在哪，對質問他的人也不在乎?！昂凇蔽矣脕砻枋瞿硞€人的頭發(fā)，一個女人的頭發(fā)，它回答了一個問題。在這兩個例子中，我發(fā)現自己不得不去追尋在視覺上發(fā)生的事件，它從陰影移到光亮的過程中，慢慢消失了。

我常常在一出戲的開頭把主人公稱為Ａ、Ｂ或Ｃ。

“黑”。一扇大窗，夜晚的天空。一個男人Ａ（后來他的名字是迪利），一個女人Ｂ（凱特），坐著喝酒?！芭诌€是瘦？”男人問道。他們在說什么？隨后我看到了，在窗戶旁邊站著另外一個女人Ｃ（安娜），通過另外的燈光效果，我看到她背對著他們，她頭發(fā)是黑的。

這是一個奇怪的時刻，角色們在創(chuàng)作角色的那一刻才存在于世上，隨后就是間歇性的、模糊的、幻覺的過程，有時候甚至是無法阻止的崩潰。作者的地位是奇異的。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不受角色們的歡迎。戲劇角色拒絕作者，和他們一起相處不易，定義他們又不可能，當然你也不能命令他們。某種程度上說，你和他們玩著一個永無休止的游戲，貓和老鼠捉迷藏。可是最后作者發(fā)現手頭有了有血有肉的、擁有意志和個人情感的人，組成他們的各部分不可改變、不可控制，也不可分裂。

因此語言在藝術中總是處于一種極度模糊的交換過程中，是流沙般的、跳躍的，或貌似冰封卻隨時可化開的湖水，作者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猛然從中找到出路。

可是我要說的是，尋求真相是永遠不能停止的，它不能被推延，我們必須面對它，就在那兒，就在現場。

然而，政治戲劇則展現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問題，它必須避免說教，力求客觀。劇中角色一定要有自己的性格，作者不能按照自己的品味或者立場去控制角色，要給他們充分的自由。以我的作品為例說明我的創(chuàng)作風格?！秹m歸塵》這個劇的故事似乎發(fā)生在水底下，一名即將溺水的女子，她的手仍然掙扎在波濤之中，時而隱沒不可見。她向他人求救，卻看不見任何人，只看見影子和反射的影像在飄移。這是一個即將溺亡女性的故事，她的命運似乎注定了，原本這命運屬于另外一些人。如果他們死了，她也必須死。

2、成千上萬的人死了，這是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導致的？

政治家使用的政治語言從來不會像上面說的那般冒險，因為他們大多感興趣的是權力的維護而不是真相。為了維持權力，那些人必須在漠視真相中生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活的真相。因此，圍繞著我們的是大堆的謊言。

每一個人都知道，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薩達姆政府擁有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會產生大面積的損害。我們曾相信那是真的，可是它不是。我們被告知伊拉克和基地組織有關系，它們要共同對“９·１１”事件負責，我們也曾相信這是真的，可它不是。我們被告知伊拉克威脅了整個世界的安全，我們還曾相信這是真的，可它仍然不是?！?br/>
真相現在完全不同了。真相在于美國如何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在于它選擇怎樣去表達。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外交策略中，有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其中一個是尼加拉瓜事件。尼加拉瓜桑迪諾解放陣線１９７９年推翻了美國政府支持的索摩查政權，之后美國政府仍然在金錢上支持反對者的反抗運動。我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參加了一次由尼加拉瓜領袖麥克馬弗組織的談判隊伍，力勸美國停止對反對者的支持。麥克馬弗說：“我在尼加拉瓜北部主持一個教區(qū)，教徒們建了學校、醫(yī)療中心和文化中心。我們過著平安的日子。幾個月前，反對者襲擊了我們，毀壞了所有的東西，奸污護士和老師，殘殺醫(yī)生。他們的行為像野蠻人。請勸阻美國政府不要再支持這些令人發(fā)指的行為?！比欢敃r的美國代表團團長雷蒙德·塞茨，被公認為理性、負責的人，卻說：“讓我告訴您，在戰(zhàn)爭中，總是無辜的人受害?！碑敃r，現場一片死寂。我們瞪大眼睛看著他，而他卻連眼睛也沒眨。終于有人打破沉寂，問道，“可是這些無辜的人是被貴國政府和其他政府支持的暴徒所害。如果國會繼續(xù)給與金錢支持，那他們會做出更多的暴行?！С种\殺、破壞一個主權國家公民的權利，難道您的政府不感到內疚嗎？”塞茨非常冷靜地說：“您說的那些事實不足以支撐您的結論。”更讓我憤怒的是，當時的里根政府曾經說過“反對者在道德上和我們國家的奠基者們是一致的?！?br/>
雖然桑迪諾政權并不完美，無論是在政治理念還是在治國策略上都有很多不足，但是他們當中有充滿智慧、理性的人。他們廢除了死刑，分給人民土地，創(chuàng)辦學校實行免費教育消除文盲，可是這些政策被美國指責為共產主義的顛覆行為。如果這些政策得以確立，周邊國家會質問為何如此并且會仿效。鑒于當時薩爾瓦多還存在著強烈的反抗力量，因此美國出錢支持反對者并且最終推翻了桑迪諾政權。

其實美國也在其他國家實施過相同策略，成千上萬的人死了，這是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導致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沒有幾個人知道。事情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什么也沒發(fā)生過。盡管他們曾經發(fā)生了也好像沒有發(fā)生一般。這一點也不重要，和任何人的利益無關。美國犯下的罪行是系統(tǒng)的、罪惡的、毫無人性的，但是幾乎沒有人真正地談論它們。你不得不把這些都交給美國來辦。它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實施了有醫(yī)學效用的權力控制，然而卻把此說成是為人類共同利益服務。這是一種聰明、甚至充滿機智、極度成功的催眠。

我所說的美國，毫無疑問，是路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場表演。殘忍、冷漠、瞧不起人并且粗魯無禮，但是它同時也很聰明。作為一個推銷員它把自己推銷了，最暢銷的商品是愛自己。聽聽所有美國總統(tǒng)在電視上時常提起的“美國人民”，這個詞經常出現在這樣的句子中，“我想對美國人民說，現在是祈禱并且維護美國人民權利的時候了，我懇請美國人民相信他們的總統(tǒng)將要做出的舉動是代表美國人民的?！?br/>
這是一個高明的策略。語言實際上被用來隱藏真正的想法?！懊绹嗣瘛边@個詞真不愧是讓人深信不疑的保護層。你不需要思考了，舒服地往保護靠墊上一躺就行。保護靠墊也許會窒息你的智力或者你的批判能力，但是它確實很舒服。當然，這個保護層對遍布美國那４０００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那２００萬關在集中營似的牢房里的美國人來說是不起作用的。

美國再不被“低強度沖突”的傳統(tǒng)策略所困擾，它再也不覺得有必要節(jié)制一下，甚至委婉一點。它直接攤牌，無懼也無喜。聯(lián)合國、國際法或者持異議者，它都不在乎，因為這些無足重輕，毫不相關?？蓱z的、懶散的英國則像一只溫順的綿羊緊隨其后，與其攜手前進，時而發(fā)出“咩咩”的叫聲。

3、認清真相是所有人的重大責任

我們的道德感哪兒去了？我們曾經擁有嗎？現在為何不見了？良心是什么？讓我們看看聶魯達的詩《解釋一些事情》，任何一首現代詩歌都比不上它對轟炸平民的描述：

“你們會問：你詩里的紫丁香哪兒去了？／點綴著罌粟花的形而上學的詞藻哪兒去了？／還有，那輕扣出／鳥聲和節(jié)拍的雨點哪兒去了？／／你們會問：為什么在我的詩里／不再訴說夢、樹葉／和我的國土上的巨大的火山？／你們看／鮮血滿街流／你們來看一看吧／滿街是血??！”

而我的詩歌《死亡》更要讓人觸目驚心：“憑什么你宣稱死亡的尸體已死？／是你宣告尸體死亡？／你認識這具死去的尸體？／你怎么知道這是個已經死去的尸體？”

當我們看著鏡子的時候，覺得里面的影像是精確的。但是我們稍微轉動千分之一米，影像就變化了。其實我們看到的是永無休止的反射影像。但是，一個作家有時候需要打碎鏡子，因為通常在鏡子的另一面，真相正凝視著我們。我相信，除了那些存于塵世的眾多不平之事，作為公民，用堅定、果斷、嚴厲而理智的決心去認清我們生活、我們社會中的真相，是我們所有人肩負的重大責任。事實上，這是我們必須做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