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的古代書畫真?zhèn)舞b定，一直沿襲書畫鑒定專家目測鑒定法，并借鑒《石渠寶笈》等傳統(tǒng)書畫著錄，研究書畫作者各個時期的書畫風格、筆墨特征、印章特色、紙絹年份等，經(jīng)綜合分析后最終得出真?zhèn)舞b定意見。

　　如用科學測試法只能測試紙、絹的年份。假如紙絹是宋元的書畫經(jīng)研究卻是明清書畫家的真跡，說明后人用前人留的紙絹作畫。也就是說科學測試法對古代書畫真?zhèn)舞b定只能起到輔助、參考作用，起到?jīng)Q定性作用的還是書畫鑒定專家的目測鑒定法。

　　宋元以前流傳在文博界、收藏界的書畫作品，幾乎都是傳世藏品。新世紀前后，通過葬墓考古挖掘，新發(fā)現(xiàn)新出土的宋元名畫在拍賣市場流通幾乎沒有可能。因為在自然干燥環(huán)境中，絹只能保存800年，紙只能保存1000年。再說，如在潮濕的宋元以前的墓葬里，原陪葬的書畫早已腐爛成泥、成灰了。

　　所以，新世紀后的收藏人假如想收藏新出土的書畫已少有可能，而傳世的超一流名家書畫，因大多已編入《石渠寶笈》等歷代收藏專著，并被當代書畫鑒定專家過眼且大多已入藏各級博物館，在民間突然驚現(xiàn)一張傳世的超一流名家書畫的機會幾乎沒有可能，除非是海外回流品出現(xiàn)在當代大拍會上，但同樣充滿爭議。例如，2010年6月，中國保利藝術(shù)品拍賣會上以4.3億元人民幣成交的宋四家之一黃庭堅的《砥柱銘》，中國有不少民間書畫鑒定家亦認為其是明代仿品。而如想收藏歷代一流二流名家的書畫，由于書畫收藏者本身沒有同類藏品可用“標形學”來做比較，所以，最終鑒定意見仍要聽文博專家的。而歷代三四流書畫家的作品，缺乏真正的收藏價值。相對最保險的是收藏當代在世名家的書畫，在攜款去書畫名家府上求字求畫時，再拍攝一張“書畫家與作品與收藏人”三和一之合影，會提高藏品的附加值，并加倍證實藏品的真實性。但又有幾個人能隨意出入書畫名流的府第呢？

　　通過以上逐條分析，筆者實際上是把書畫收藏最大的疑惑揭示清楚了：因書畫收藏不像陶瓷收藏可以先收藏一批標準器碎片、殘片，或標準器中的典型器，然后再通過陶瓷收藏者個人的研究、感悟，最終運用“標形學”方法，用標準器來對比鑒定，最終得出自己是否該收藏某件陶瓷器的鑒定結(jié)論。普通的書畫收藏愛好者，如靠自學學書畫鑒定，幾乎不可能學好、學深、學透書畫鑒定這門功課。

　　所以，經(jīng)濟實力再雄厚的書畫藏品投資者，如想在拍壇上競拍歷代大名家書畫藏品，縱然個人有一定的鑒定修養(yǎng)、鑒定經(jīng)驗，但只能憑耳朵“聽”文博專家的鑒定意見后才能最終決定是“搏”還是不“搏”？這里又隱匿著兩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

　　第一，收藏歷代大名家書畫永遠只能靠耳朵“聽”文博專家的鑒定意見，少了自己定奪權(quán)的同時也少了個人收藏賞玩的最大樂趣。第二，收藏歷代大名家書畫永遠只能靠耳朵“聽”文博專家的鑒定意見，那么你是聽南方謝稚柳式的意見呢？還是聽北方徐邦達式的意見呢？因為同為當代書畫鑒定權(quán)威，南方的謝稚柳與北方的徐邦達曾經(jīng)因為鑒定一幅張大千的名畫，意見不一，鬧得沸沸揚揚。此處又從收藏學引發(fā)出一個社會學問題：當書畫收藏鑒定自己無法做到“信物”，只能“信人”時，“信人”比“信物”就更重要了。

　　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好，藝品(眼力)也好的書畫鑒定專家，你的書畫收藏已成功了一半；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好，藝品(眼力)亦差的書畫鑒定家，你的書畫收藏已失敗了一半；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差，藝品(眼力)卻好的書畫鑒定專家，你的書畫投資已危機四伏；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差，藝品(眼力)亦差的書畫鑒定專家，你的書畫投資已離破產(chǎn)不遠了。所以，無論是何種收藏愛好者，在新世紀后都會面臨書畫收藏最大的困惑，那就是“看”鑒定，還是“聽”鑒定？當然，用眼睛“看”是過程，用耳朵“聽”是程序，最終用心來判斷“信”還是“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