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的童年在湖南鳳凰度過，讀書時以逃學聞名，十二歲離鄉(xiāng)求學，在廈門集美中學讀書時多次留級，后來校友聚會時，曾經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來人。一九四八年，黃永玉從臺灣來到香港，起初沒有住所，漫畫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請他到家中暫住，那時，廖家三十來平方米的房里已經住了好幾個人。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黃永玉第一次舉辦個人畫展，后任《大公報》臨時美術編輯，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黃永玉與聶紺弩、葉靈鳳成為忘年交，日后又與黃霑、蔡瀾成為忘年交。

　　李懷宇：在香港羅孚先生家，我們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說一家館子童子雞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經常去，有一次你們吃到一半發(fā)現大家口袋里都沒有錢，你就對著飯館里飼養(yǎng)的熱帶魚畫了一張速寫，用手指頭蘸著醬油抹在畫上，算是著色，畫完給葉靈鳳打了一個電話。沒過多久，葉先生笑瞇瞇地來了，你交上畫，葉先生預付稿費付清了飯錢，大家盡歡而散。

　　黃永玉：有這個事，就是偶然的這么個事。羅孚當時沒有跟我去，主要是葉靈鳳先生，葉先生當時在《星島日報》工作，那個店叫“美利堅”，里面有童子雞，我們那時也沒有什么錢，沒有常常去。

　　李懷宇：那時候還有一位后來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齡。

　　黃永玉：喔，查良鏞。香港有一家電視臺采訪過我，請我談他，我說，查良鏞根本不適合寫武俠小說，他應該干別的事，他怎么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笑）

　　李懷宇：黃霑應該是后來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幾歲。

　　黃永玉：湖南電視臺曾經采訪過黃霑，問他，聽說你失戀時黃永玉安慰過你？他說對啊，別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黃永玉老大哥，寫詩安慰我。又問，聽說黃永玉讓你享受“失戀的詩意”，有沒有這回事？黃霑說，這就是放狗屁了，失戀都要上吊了，還能有詩意嗎？（大笑） 李懷宇：你在寫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說，他根本沒有發(fā)掘自己。為什么會這么說呢？

　　黃永玉：廖冰兄這個人，今天你們年輕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時期，就像一個真正的戰(zhàn)士一樣，像從炮火連天的戰(zhàn)場上殺出來的這樣一個人，非常勇敢，每天畫畫罵國民黨，在生死邊緣戰(zhàn)斗著。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敢這樣做，所以說，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戰(zhàn)士。這樣一來他當然處在一個很危險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時候生活又很艱苦，談不上日子過得好，生活瑣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剛到香港，沒地方住，他說住到我家里來。我住到他家里大半個月，看到環(huán)境很嘈雜，小孩吵啊鬧啊，他半夜三更抱著走來走去，這是生活的壓力。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的畫面組織才能，沒有發(fā)揮出來。畫面的組織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會畫畫，畫什么像什么，組織才能顯示一個人繪畫的規(guī)模，廖冰兄是可以統(tǒng)率很大的畫面的。哪怕他畫一張很小的畫，畫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強。如果他沒有碰到“反右”，沒有被劃成“右派”，沒有受折磨，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畫家，一個大壁畫家。壁畫就是工程，不是個人能完成的，他是一個很好的統(tǒng)帥，很多年輕人可以跟著他一起畫，那種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學才能也很高，他寫廣州的竹枝詞，信手寫來，舉重若輕。我看過他一本書，寫他自己的，很了不起，從這么艱苦的環(huán)境里殺出來。今天你們這么好的環(huán)境，小學中學大學出來，就有工作，那時是沒有的。有時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這個不重要。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家，杰出的、少有的藝術家，一個戰(zhàn)士。

　　一九五三年，黃永玉從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鴻主持的中央美術學院，先住在表叔沈從文家，后入住中央美術學院教員宿舍大雅寶胡同甲二號。“文革”期間，黃永玉因“貓頭鷹黑畫”事件受到批判。改革開放之后，黃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漸為市場所重。

　　李懷宇：一九五三年怎么從香港回到北京？

　　黃永玉：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在香港，最初是一九四六年去的，后來又到上海參加一些美術活動。去香港之前又在臺灣待了幾個月，那時蔣介石還沒有到臺灣。我們到臺灣，很多畫家也在臺灣，住了不到半年，后來中共地下黨知道第二天中午國民黨要抓我，通知我趕緊走，替我買了票，用車子送我，從基隆離開了，到香港，那是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書了。

　　李懷宇：沈從文先生讀過小學，當了教授，你讀過中學，也當了教授。兩個人好像都沒有畢業(yè)？

　　黃永玉：我沒有讀過什么書，說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級留了五次級……有記者花時間去翻我當年讀書的檔案，找到我小時候的同學，我那個同學告訴記者，黃永玉當年的成績，每學期的總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沒想到后來會當教授??！我就用老布什的話說，我是沒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當教授（笑）。

　　李懷宇：當時是沈從文先生寫信讓你回北京的？

　　黃永玉：那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還有別的先生也寫信，這是我們老這么講，人家喜歡說是沈從文寫信讓我回去這么一個故事。事實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時候也不了解共產黨是什么樣的，雖然我多少年來一直是左傾的，擁護共產黨，但也沒有真正認識共產黨……廣義地來講，我們是擁護共產黨的，擁護社會主義，其實我懂得多少社會主義呢？回來總是開心的，那畢竟是自己的祖國。

　　有很多人說我受沈從文的影響，因為他是我的親戚。而成長過程中真正影響我的是左翼文化，從小就知道魯迅先生創(chuàng)造的木刻協會，我們是在黨領導的木刻協會中成長起來的。沈從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鳳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從文牽在一起。其實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才正式見到沈從文，把這種關系重新結起來，他是我很親的親戚，是我爸爸的親表弟。兩個事情：成長的過程是左翼文化影響，親戚是我們尊敬的長輩沈從文，是這樣子。

　　李懷宇：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沈從文先生的處境也不是很好。

　　黃永玉：我們幾乎天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來了，關系是非常親密的。那天有一個中央領導人到我家里，我就談到解放以前同黨的關系，我們感覺領導我們的黨是我們的叔叔、伯伯、爺爺，我們也不是黨員，但是感覺到在他的領導下，真正是奮不顧身，吃飯、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頭一有指示馬上行動，毫不考慮個人問題，不講“沒有錢怎么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貼的。具體的領導都是我們的老前輩，是李樺、野夫、陳煙橋這些老木刻家，一年開兩次全國性展覽會。那時不像今天的展覽會這么簡單，沒有經費，周圍都是敵人，都是國民黨的特務。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總得管飯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這樣的狀態(tài)下，感覺到這么好！

　　李懷宇：那時候許多文化人都是有這么一股激情的。

　　黃永玉：是的，不要說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買了一塊木板，這么高，這么長（用手比劃）。自己用三輪車運回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個幫手，我就畫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覽會去展覽。那時候也沒有可能去拍照，發(fā)表都沒有發(fā)表過，稿費都沒有拿。我們義賣慰勞解放軍，到了香港華商總會賣那張畫，兩三千塊錢，當時的兩三千塊了不得，全部慰問解放軍?！拔母铩睍r把這張畫當做“黑畫”，說歪曲解放軍的形象，說把解放軍畫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們這幫人，我當年是怎么樣工作的，你們是吃國家的飯，拿國家的錢，你們有我們當時那樣有出息嗎？你們有什么資格來講我？當時心里這么想，也不敢說，歷史給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這樣浪費了。所以有一次我講：這么美好的時光就這么浪費了。我也不是懶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現在只有五十歲多好啊，但沒辦法。

　　在北京萬荷堂，黃永玉喜歡請一些老朋友來聚會。黃苗子、郁風、丁聰、王世襄、范用、楊振寧、張開濟、劉詩昆等人都曾在這里留下歡聲笑語。“文革”時，沈從文在街上難得與黃永玉擦身而過，不到五秒鐘說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如今安享晚年，這些老人有了另一種從容的生活。

　　李懷宇：我覺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經歷了那么多苦難，還是那么從容，而且都很長壽。

　　黃永玉：對人生從容一點，別囂張，苦也別囂張，得意的時候更不要，這需要修養(yǎng)，有知識的修養(yǎng)，也有人生的修養(yǎng)。前一段我對一個年輕的朋友說，你不要光研究勝利者的傳記，也研究一下失敗者的傳記，很多失敗者也寫了傳記，而且具有和勝利者寫的傳記一樣的價值。很多人研究勝利者，但勝利者寫的傳記里，有很多夸張的東西，而失敗者傳記里有很多東西是真實的。

　　有人說，人活著一輩子，太沒有意思了，我問他，為什么沒意思??？對死，我曾經有一個系統(tǒng)的看法，當然，死了就燒掉，送到火葬場，人就回來，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魯迅說，如果一個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沒什么意思嘛……且不管這個，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還想干嗎呢？所以我有幾個方案。一個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場，放在抽水馬桶里，請一個有修養(yǎng)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舉行個儀式。這個方案我愛人反對（用粵語講，黃太張梅溪是廣東人），說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煩。所以只好執(zhí)行第二個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來，分送給朋友，栽花。但是有一個問題，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覺得花長得比較怪，嚇人。這樣只好讓朋友永遠痛恨我，咬牙切齒地罵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餃子請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們剛才吃的是黃永玉的骨灰……”關于死，楊憲益講了很好的話，他說與其等人死了以后稱贊他怎么好，不如活著時就開追悼會，他想自己快死的時候，搬一張靠椅，可以旁聽大家吹捧他。

　　李懷宇：黃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遺囑》里也講了類似的意思。

　　黃永玉：是我先講了，苗子聽了馬上寫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懷宇：不管畫畫、寫作，還是對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樂”。

　　黃永玉：我一生都沒有尋找偉大的意義，畫畫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時有位老先生批評我，說我創(chuàng)作態(tài)度一點都不嚴肅，永遠是為了快樂。當時我低頭站在臺上，他指責我，我也不能說話，要是平常他這么說，我肯定請這老頭吃西餐，我說你怎么講得這么對??！搞藝術創(chuàng)作如果沒有快樂的基礎你怎么畫?。繛榱藙?chuàng)作，心情是要快樂的。最近我畫了一張畫，寫了《快樂論》，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快樂方式。

　　畫畫的基礎，每一個人的起點，都是為了開心，有一個興奮點，對吧？要是你碰見災難倒霉，你就沒法好好畫。我在毛主席紀念堂畫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覺到這個工作很重要，來訪問我：“你說說看，你在畫這個稿子的時候一邊畫一邊想什么？”我說就希望趕快完成。他說不是不是，畫的時候你的心情怎么樣。我說心情就是希望認真地畫，趕快完成。他說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邊畫一邊流眼淚，想著毛主席偉大的恩情，這不可能嘛。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一邊哭一邊畫畫，有這樣的事嗎？這樣也畫不好。你想我這么講，像郭蘭英唱歌，一邊唱歌一邊流眼淚，你相信那眼淚是真的？搞藝術當然有很嚴肅的使命，但是起點肯定是快樂。

　　看畫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張畫，我拿給你看（進房取出一張畫）。你看看，我在這畫上題了跋（邊看邊念題跋）：一切創(chuàng)作的起點是快樂，很難想象一個人不快樂能做得出事。我這也說得不全面，不快樂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樂的事。創(chuàng)作不只是讓自己快樂，也能令別人快樂。伊壁鳩魯的《快樂論》早已把快樂的根源剖析得很暢明了。有人問：悲劇呢？史詩呢？我說，悲劇令人掉淚，史詩令人肅穆，而作者是快樂的。

　?。ㄕ浴对L問歷史》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