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最早的樂器陳列室創(chuàng)立于1952年。第一批參觀者是蘇聯(lián)“紅旗歌舞團”。1956年，孔德墉與王世襄在上海看了3天，共收銅類樂器三千多斤，兩角三分一斤。兩千余件不同種類、基本齊全的樂器，為中國樂器學的建立完成了實物積累。

　　中國樂器在中國遍地都是。誰沒見過二胡？誰沒見過琵琶？誰沒見過古箏？這類東西，司空見慣。但，似乎沒人動過把它們匯聚一堂、組合展示、以其規(guī)模讓人領略只有在其組合中才能領略的樂器文化的念頭。有誰見過從南方侗族的牛腿琴到北方蒙古族的馬頭琴、從中原的墜琴到邊陲的四胡構(gòu)成的至少不下于數(shù)十種形態(tài)各異、弦數(shù)不等的拉弦樂器的全部系列？誰見過從古代的火不思到今天的冬不拉、從漢族的月琴到維吾爾族的彈布爾、一直到根本叫不出名字來的各種少數(shù)民族豎彈樂器的系列？誰見過從漢族的琴箏、朝鮮族的伽倻琴、京族的獨弦琴構(gòu)成的橫彈樂器系列的全部品種？更何況那些長短、高低、大小、方圓、粗細不一，恐怕屬于世界上最大樂器種群——“鼓”的家族，以及在音響上與之成龍配套的鐃鈸鑼镲。長可逾丈、短不及尺、高可沒頭、小不盈拳的打擊樂器的不同支系，誰能把名字全部叫得出來？誰能夸下?？谡f見過這個龐大家族中的所有成員？恐怕沒人敢說這種大話！

　　在現(xiàn)代交通條件允許或不允許的前前后后，任何人都不可能走遍天涯海角，見過所有樂器。只有當代，只有現(xiàn)代交通工具提供了到達任何窮鄉(xiāng)僻壤的方便條件，只有中央政府強大到足以征調(diào)所有器物的行政能力，才可能讓希望了解家鄉(xiāng)到底有多少種樂器的音樂學家，把分散在遼闊版圖上的樂器匯聚一堂，形成祖孫數(shù)代、親緣數(shù)圍、百世同堂、百家爭鳴的局面。中國音樂家夢寐以求的藍圖，只有到1949年后才有實現(xiàn)的條件。


　　然而，有了客觀條件，還需要有一股吹活學術理念的東風。改變，有時只要一個念頭，這個念頭，來自李元慶和楊蔭瀏。

　　歷朝歷代都把鐘磬樂懸、琴瑟笙竽、“填乎綺室，列乎深堂”，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樂器陳列室、收藏庫以及保存、整理、研究民族樂器的意識卻姍姍來遲。20世紀50年代，中國音樂建設事業(yè)翻開了樂器學上的新篇章。這得益于專業(yè)音樂研究機構(gòu)的建立，也得益于其卓越領導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樂器陳列室?guī)缀跏前殡S著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成立同時建立的，音樂家夢寐以求的事，終于從開始那幾樣不多的樂器上彈出了第一聲鳴響。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最早的樂器陳列室創(chuàng)立于1952年。說起來，現(xiàn)代發(fā)生的事常常是這樣，陳列室首次展示不是為了中國人而是為了外國人。第一批參觀者是蘇聯(lián)“紅旗歌舞團”。為了布展，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全體人員一起動手，鋪桌子，架板子，擺樂器。展臺就是木桌，三合板外面包裹紅布，疊成百褶，上擺樂器。

　　1954年3月27日，“民族音樂研究所”正式成立，陳列室同時對外開放。60年代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搬至北京東直門外新源里西一樓后，整個四樓都用來做展覽，包括音樂史陳列室、冼星海紀念室、聶耳紀念室和民間樂器、少數(shù)民族樂器、世界樂器（主要是東南亞和印度樂器）幾部分。

　　一段時間中，人們還感受不到樂器陳列室的變化，但收藏記錄不斷刷新，每過一段時間，人們都會感到變化。變化是一點一點、日積月累的，終于有一天，一件件添加的樂器次第成序，規(guī)模不起眼的展品，形成規(guī)模，讓人刮目相看了。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創(chuàng)始人之一孔德墉回憶道，1956年，他與王世襄到上海文物局，第二天到位于虎丘路的上海市文物倉庫看文物。當時從各廢品收購站調(diào)撥了數(shù)千公斤銅器，銅鼓、鑼鈸，應有盡有，都當做廢銅。他們看了3天，翻來找去，挑挑揀揀，共收銅類樂器三千多斤。更讓今天收藏者大跌眼鏡、瞠目結(jié)舌的是，這些“國家級文物”非但沒按文物價格計算，甚至沒按一般物品計算，而是按廢銅價格出售，兩角三分一斤！這大概是世界上最占便宜的事了吧。

　　衰落的傳統(tǒng)，峰回路轉(zhuǎn)，柳暗花明。兩個年輕人走了過來，眼睛發(fā)亮，顧盼之際，天旋地轉(zhuǎn)。他們撣了撣塵土，毫不遲疑地盡收囊中。做事的雖是王世襄和孔德墉，但如此業(yè)績，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所有從業(yè)者的敬業(yè)精神和智慧。實在說來，他們收撿“破爛”時，也沒意識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們撿回了被時代拋棄的珍寶，撿回了一個時代的記憶，撿回了一個學科的尊嚴。兩個年輕人讓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滿城盡帶黃金甲”！

　　錯把荒謬當奇跡的時代，竟然真的造就了奇跡。或者說，把珍寶當“垃圾”以及到“垃圾堆”里撿珍寶的雙重荒謬，真的轉(zhuǎn)化為了“奇跡”！不管怎么說，講起這段事，“撿破爛”的人還是覺得心痛，因為還有許許多多未被轉(zhuǎn)化為“奇跡”的“荒謬”永遠消失了。

　　1999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舉辦的“樂種——中國樂器的不同組合”在香港大會堂首次展出。中國樂器文化折服世人的魄力和幾代收藏者于艱難時世中的長久堅守，終于得到了社會承認。新一代護寶人，竭力鼎新，連續(xù)于2000年在臺灣舉辦了“古琴藝術展”，2000年在香港大學舉辦了“中國音樂文化展”，2002年與澳門民政署聯(lián)合舉辦了“妙音繞梁——中國樂器與樂種”展覽，2003年參與澳門“夢澤清風——中國古琴文化展”，2003年在法國巴黎中國文化中心舉辦了“中國樂器展”，同年又在波蘭華沙舉辦了同名展覽，2004年在廣州市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中國樂器展”。

　　一旦有了一個開始，一旦確立了一個目標，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收集樂器的行為，就因國家學術機構(gòu)的覆蓋力度，有了上通下達的渠道。收藏之多，品類之豐，速度之快，在世界音樂史上也是首屈一指。有意識、有計劃地系統(tǒng)收集全部中國樂器，沒有一家機構(gòu)像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那樣有此作為。以李元慶、楊蔭瀏為代表的學者群體，成就了中國當代史上一段值得載入史冊的事跡。他們使遲到了很多年的樂器收藏，又提早了很多年，讓拒絕樂器博物館的國度，從此有了一個樂器博物館的標桿。兩千余件不同種類、基本齊全的樂器，為中國樂器學的建立完成了實物積累，讓50年后的目睹者體悟到收集者的先覺意識和深謀遠慮。不能僅把樂器展廳理解為是一個“表于金石、形于管弦”的收藏倉庫，而應該理解為映鑒現(xiàn)代學術理念“天光云影”的“半畝方塘”，催生出一個重大文化事件的學術意識更因后來者的呼應而不斷延伸著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