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強于自己、優(yōu)于自己的外來文明的挑戰(zhàn)。因為中國當時的統(tǒng)治者大清王朝、整個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對這個挑戰(zhàn)實際是“現(xiàn)代化”開端的意義竟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jù)，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xiàn)代化”的機遇。

　　面對已經(jīng)深刻變化了的世界，清朝統(tǒng)治者在鴉片戰(zhàn)爭后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傳統(tǒng)觀念、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其最終命運，不亡也難。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強于自己、優(yōu)于自己的外來文明的挑戰(zhàn)。這次戰(zhàn)爭，迫使中國帶著深深的屈辱開始在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蹣跚而行。中國現(xiàn)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不僅因為它是外來、強迫、后發(fā)的，更是因為中國當時的統(tǒng)治者大清王朝、整個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對這個挑戰(zhàn)實際是“現(xiàn)代化”開端的意義竟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jù)，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xiàn)代化”的機遇。這種主動權(quán)的自我丟失不僅使大清王朝最終覆滅，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化”被大大延誤，屢受重挫。

　　其實，鴉片戰(zhàn)爭后簽訂“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拔蹇谕ㄉ獭睍r，清政府尚有相當廣闊的改革空間。但清政府對所面臨新挑戰(zhàn)的意義毫無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國”的自大觀念，從一開始就延誤了變革的最初時機。因為在中國古代世界觀中，“中國”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國”，“華夏”之外的其他文化統(tǒng)統(tǒng)是沒文化、不文明的野蠻世界；其他民族、國家都是“化外之邦”的“狄”、“夷”、“蠻”、“戎”，都要靠中國的聲名文物、典章制度、禮樂規(guī)范來“教化”。只能“以夏變夷”，不能“以夷變夏”，因此面對西方的侵略、挑戰(zhàn)，中國根本沒意識到要向西方學(xué)習(xí)。拒絕“師夷長技以制夷”和設(shè)立“南北洋大臣”是清政府對鴉片戰(zhàn)爭的最初“反應(yīng)”，從中便可略窺清王朝的最終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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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愚昧”抵御外辱

　　在滿清大員中，林則徐無疑是少有的開明之士，他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可以說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的代表，從一些細枝末節(jié)，便可窺見當時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程度。自從乾隆年間英國使臣晉見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禮后，對此便有種種說法。一說英國使臣見到中國皇帝后懾于“天威”，不由自主雙膝下跪；另一種說法是洋人的膝蓋與中國人不同，根本不能彎曲，所以才沒有下跪。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有人想起這第二種說法，信以為真，因此提出“紅毛番”雖擅海戰(zhàn)，但由于膝不能彎，不擅地面戰(zhàn)爭，所以中國軍隊只要多準備些長竹竿即可，兩軍相遇時用竹竿將英人捅倒，他們便很難爬起來，中國軍隊自可輕易取勝。這種說法，對林則徐亦有相當影響。當然，他并不相信英國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彎，而是他們腿打繃帶使然。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夜，他認為“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jié)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绷謩t徐的認識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

　　如當時的名將楊芳，作為參贊大臣隨靖逆將軍奕山于1841年3月初赴廣州防剿英軍。3月6日，也就是楊芳到廣州的第二天，廣州城附近又有兩座炮臺被英軍攻克。時人梁廷枬寫的《夷氛聞記》記載，楊芳看到夷艦上的大炮總能擊中我，但我卻不能擊中夷；我方炮臺還是在陸地固定不動，而夷炮卻處在“風(fēng)波搖蕩中”的艦船上；我主夷客，種種條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遠在我炮之上，認定“必有邪教善術(shù)者伏其內(nèi)”，于是廣貼告示，“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作為制勝法寶。他將這些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將在木筏上掌控，以馬桶口面對敵艦沖去，以破邪術(shù)。此事，《粵東紀事》也有記載，楊芳初到廣州，“惟知購買馬桶御炮，紙扎草人，建道場，禱鬼神”。3月18日，英軍進犯，楊芳的這些招術(shù)自然完全無用，筏上副將倉皇而逃，英艦長驅(qū)直入，楊芳急將部隊撤回廣州內(nèi)城，匆忙與英軍“休戰(zhàn)”。當時有人賦詩曰：“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

　　不過，以馬桶、尤其是婦女溺器等作為破敵法寶，并非楊芳的發(fā)明，而是頗有些年頭的傳統(tǒng)。其實，楊芳還算“文明”的，因為他并未如傳統(tǒng)那樣直接以婦女下身面對敵陣。

　　明萬歷年間四川播州土司楊應(yīng)龍造反，巡撫李化龍奉命征剿。據(jù)李化龍編撰的《平播全書》記載，當他用火炮轟擊敵陣時，楊應(yīng)龍令數(shù)百裸體婦女排立高處，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賊鋒厲，我兵即以狗血潑之”。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軍中即斬黑狗血灑之，法立破”。明代大思想家、哲學(xué)家方以智向來注重方術(shù)，所以又被認為是明代的科學(xué)家，他的《物理小識》對此事亦有記載。由于其來有自，楊芳在鴉片戰(zhàn)爭中自然仍用此法寶。甚至幾年后，太平軍可能也用過此法。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jīng)》中回憶了小時家中女傭阿長的故事，阿長對他說，長毛占城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墻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魯迅“對她發(fā)生過空前的敬意”，因為“這實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于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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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則徐：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在國門正被打開的19世紀中葉，楊芳在鴉片戰(zhàn)爭中以“糞桶妙計”御敵便不足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的卻是在此背景下林則徐、魏源能“睜眼看世界”、進而提出“師夷長技”。

　　經(jīng)過與敵人作戰(zhàn)，林則徐立即改變了看法，意識到這是一個我們完全不了解、與傳統(tǒng)“邊患”完全不同的敵人，當務(wù)之急是了解“敵情”。“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這是兵家常識，戰(zhàn)爭雙方無不想方設(shè)法了解對方的情況。但在近代中國，這條“常識”卻不適用，或者說是不準用。身處與“夷人”作戰(zhàn)前線，林則徐當然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專門的翻譯為他譯介有關(guān)情況，編譯成《四洲志》，對五大洲三十余國的地理、歷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紹，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間，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囑托，在《四洲志》的基礎(chǔ)上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更詳細的介紹。但魏源在此書中仍堅持傳統(tǒng)觀點，面對現(xiàn)代地理學(xué)，他花了許多功夫“考證”出“自古以震旦為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奔闯姓J中國在地理上雖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認識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面尚有所長，中國可以師法，所以對其先進的制造輪船火炮之術(shù)，練兵養(yǎng)兵之法，更有專門介紹，并明確提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鴉片戰(zhàn)爭使林則徐、魏源等人對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觀的了解。

　　然而像林則徐、魏源這樣僅為了解敵情而編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便被視為大逆不道，認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過，“堂堂天朝”豈能去了解那些“蠻夷之邦”？他們因此被指為“潰夷夏之防”、有失國體而受到輿論的強大壓力，也不足為怪了。愚昧排外、堅持“天朝上國”的妄自尊大觀念仍主宰“世道人心”，據(jù)當時人記載，由于被“夷”所敗，不要說“師夷”，連談海外之事都成為禁忌：“海疆之事，轉(zhuǎn)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绷?、魏的“師夷勝夷”主張，當然更是“犯諸公之忌”而“舉世諱言之”。林、魏甚至不得不為因為要“制夷”才“知夷”“悉夷”百般辯解，也因為這種不畏浮議、敢于面向現(xiàn)實的勇氣，林則徐才被后人譽為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僅僅“知夷”尚且如此，他們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政策，則必然遭到更加嚴厲譴責。

　　“船堅炮利”是近代國人對西方列強的最初印象。在戰(zhàn)爭中直接與英國侵略軍交戰(zhàn)的林則徐深刻感受到近代海軍的威力，最早提出了建立近代海軍的構(gòu)想。但當時朝野卻仍昧于世界大勢，認為“師夷造船”有失“天朝”體制，所以不僅安于現(xiàn)狀，而且反對買船造船。林則徐提出購買、仿造近代軍艦的想法和實踐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對，道光帝在林則徐建議造船的奏折上硃批道：“一片胡言”。

　　對現(xiàn)實的回避，其實只能使現(xiàn)實更加嚴酷。

　　結(jié)果，對中國人具有啟蒙意義的《海國圖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然而這本書傳到日本之后卻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短短幾年就再版二十幾次，日本朝野正是通過這本書對世界大勢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說這部著作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發(fā)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啟發(fā)中國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國家備受冷落，卻在異邦大受歡迎，啟發(fā)了異邦的改革，異邦又反過來不斷侵略中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是中國的悲劇。

　　在隨后的歲月中，“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簡單幾個字一直引起激烈爭論，但雙方對“制夷”這一目的其實并無異議。所以這種種流派不論彼此攻訐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無論是堅守“夷夏之防”還是主張“徹底夷化”，目的卻都是為了“救國”，因此本質(zhì)上都可歸于廣義上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但不無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只將那些嚴守“華夷之辨”、反對“師夷長技”者視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對“師夷長技以制夷”，則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變夷”“媚外”“崇洋”“賣國”、“殖民”等大帽子，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絕對否定性境地和劣勢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進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優(yōu)勢地位對其作義正辭嚴的攻擊或批評。這樣，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變中，所謂“民族主義”便常常帶有相當程度封閉排外色彩，實際應(yīng)稱為“狹隘民族主義”。近代歷史表明，這種“民族主義”卻偏偏又對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實際誤國匪淺，為害甚烈。對此應(yīng)有清醒的認識和相當?shù)木琛＝袊男┪⒊删?、終未亡國恰恰是以林則徐為代表的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地主張“師夷”(“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有識之士不惜負重謗而努力奮斗的結(jié)果?；蛟S，這就是所謂“歷史的辯證法”罷。

　　簡言之，究竟是楊芳堅持中國傳統(tǒng)的“馬桶戰(zhàn)法”愛國、對朝廷有利，還是林則徐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愛國、對朝廷有利？

　　“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國近代“開篇”的遭遇，預(yù)示著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艱難曲折，也在某種程度預(yù)示了清王朝的命運。

　　如前所述，中國向來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為發(fā)達，優(yōu)越的“華夏之邦”自居，四周各國文化、制度遠不如中國，所以中國是“天下共主”，周邊各國都是中國的“藩屬”。在這種“宗藩”關(guān)系中，中國皇帝是“天子”，有“德化蠻夷”、“函養(yǎng)四方”的責任，藩屬國要到中國來朝貢，藩屬國立新王也要經(jīng)中國皇帝冊封。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國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外交觀念，自然也沒有外交機構(gòu)。在傳統(tǒng)關(guān)系中，對外的交往就是“宗主”對“藩屬”的管理，所以管理對外交往的機構(gòu)就是“理藩院”。當時只有“理藩”而無“外交”。

　　鴉片戰(zhàn)爭開始后，這種狀況必然發(fā)生變化。清政府不得不與英、法等“列強”打交道，雖然中國打了敗仗，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國”的觀念和面子還很強，仍視此時的西方列強為傳統(tǒng)“狄夷”，不屑與、根本不想與之“外交”，所以每當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沒有專門機構(gòu)和專人負責，朝廷總是因事隨時擇人辦理。但由于中英簽訂了不平等《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拔蹇凇背蔀橥鈬藦氖赂鞣N活動的法定地點，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點，清政府于1844年設(shè)置了五口通商大臣，處理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傳統(tǒng)的體制，開始打開一個小小的縫隙。由于這“五口”都在南方，廣州歷來是對外交往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開始由兩廣總督兼任。但隨著上海的開埠，外國人的活動重心向此移動，因此從1859年起改為由江蘇巡撫或兩江總督兼任，如李鴻章任江蘇巡撫時就兼任通商大臣。設(shè)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將對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讓外國人進京，以符中國傳統(tǒng)體制。而且，從觀念上說這樣清政府仍有一種虛幻的滿足感，即中國仍是“天朝上國”，那些“蠻夷之邦”的“中央政府”只能與中國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無資格)與中國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以此表明中國仍是“天朝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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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上國”的窮途末路

　　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英、法又發(fā)動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這次戰(zhàn)爭又以中國慘敗、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而結(jié)束，英法等國取得了公使駐京的權(quán)利。對清政府來說，這可謂體制上的一次巨變。為了適應(yīng)這種變化，恭親王奕等于1861年初上奏“請設(shè)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負責對外交涉事宜，朝廷頒諭同意奕等“京師設(shè)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wù)衙門”，比奕等人的奏請多了“通商”二字，奕于是再次奏請在鑄造關(guān)防時，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為“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另外，在列強的壓力下又增加了許多沿海沿江開放口岸，長江以南由原來的五口增設(shè)為13口，長江以北新開牛莊、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將原來的五口通商大臣改為“辦理江浙閩粵內(nèi)江各口通商事務(wù)大臣”，設(shè)在上海，后來演變稱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設(shè)“辦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wù)大臣”，后來演變稱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為“通商”而設(shè)，若依朝廷本意，連總理衙門前也要加“通商”二字，反映出當時把“夷務(wù)”與“通商”看成一回事的觀念，或者說仍想保持與“狄夷”只有“通商”關(guān)系而無外交、政治關(guān)系(因其無資格)的名分。

　　南洋通商大臣從設(shè)立之初即由蘇撫或江督兼任，因此蘇撫或江督在清政府對外交往體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北洋通商大臣在設(shè)置之初則是專職，專辦洋務(wù)兼籌海防，而直隸總督不兼北洋通商大臣，因此從體制上說此時直隸總督與外交無緣。由于與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盡可能將對外交涉活動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設(shè)立之初實際就參與了國家外交活動。例如，從1861年到1869年這9年間，清政府與一些國家簽訂了十幾個條約，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參與了其中9個條約的談判簽約，并且簽約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國的首都北京，有些國家原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堅持要他們到天津。各國外交人員只能在中國的“地方”、并主要是與“地方官”打交道明顯不合國際慣例，引起各國強烈不滿，一再要求進京。但清政府為傳統(tǒng)觀念所囿，一直堅持與各國的交涉只能在國門天津而不能在國都北京進行。若想進京交涉，必須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總理衙門呈報獲得批準后方可進京，如果不經(jīng)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進京投謁總理衙門大臣則肯定被拒。這些規(guī)定或曰慣例，使三口通商大臣實際深深參與國家外交。

　　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是專任，因此與直隸總督往往各自為政、相互掣肘，屢有矛盾。所以1870年11月12日，清廷發(fā)布上諭，決定裁撤專任三口通商大臣，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由直隸總督兼任。這一改變解決了直隸總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為政的積弊，大大擴充了直隸總督的職權(quán)，其工作重心亦從“省防”轉(zhuǎn)為“海防”、“洋務(wù)”，確立了直隸總督在清政府外交體制中的地位。直隸的府城是保定，三口通商大臣衙署在天津，為解決這一矛盾，上諭規(guī)定“將通商大臣衙署改為直隸總督行館”，直隸總督在天津、保定間輪駐，但可“長駐津郡”，“如天津遇有要件”更不可必回省城保定，明定直督駐天津優(yōu)先于駐保定，為直督處理“海防”重于“省防”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保證。

　　恰恰此前不久，李鴻章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因此成為直督兼通商大臣第一人。李鴻章當上“北洋”大臣不久，就開始積極參與一系列國家外交活動。就體制上的承屬系統(tǒng)而言，總理衙門設(shè)立之后南北洋大臣只是地方上辦理外交的代表，為總理衙門所統(tǒng)屬，受總理衙門之命主持對外重大交涉，但實際上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卻常常是代替總理街門的總代表。在李的努力經(jīng)營下，其活動范圍迅速擴大，總理衙門幾乎辦理每一件事都要向他通報，汲取他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駐外外交人員更是經(jīng)常向他匯報，聽取他的指示，李已儼然成為國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他在天津的官衙漸漸成了清政府實際上的外交部，外國人與他打交道越來越多，反過來又進一步提高了他的地位。一位英國外交官說：北洋大臣李鴻章“甚至不想掩蓋他實際上是中國的外交大臣這一事實”，“像現(xiàn)在這樣組成、這樣管理的總理衙門，只不過是李鴻章大學(xué)士在天津的衙門的一個分支機關(guān)”。

　　本應(yīng)承屬于總理衙門的北洋大臣現(xiàn)在卻超越總理衙門，固然有李的個人原因，更有體制原因。負責對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無兵權(quán)，但由于是督撫兼領(lǐng)，既有兵權(quán)又有地方行政權(quán)，自然成為國防、外交上的重鎮(zhèn)。而就南北洋“分量”而言，由于南洋大臣早設(shè)約二十年，再加早期南方對外交涉事件遠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來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參與全國外交，漸漸地“北重于南”。

　　“北洋系”終成清中央政府難以駕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對清末、乃至民國政治都影響殊深。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點是地方勢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漸漸大權(quán)旁落，此乃清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因素固然多多，其中不容忽視的一點即清政府在“歐風(fēng)美雨”的侵襲中已經(jīng)風(fēng)雨飄搖，卻仍固守于自己是“天朝上國”虛幻觀念，竟然把“外交”這種最重要的國家政治交與“地方”處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許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成為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結(jié)局，是鴉片戰(zhàn)爭之初為維護傳統(tǒng)“禮制”和“面子”、想把外交仍局限于“地方”而設(shè)南北洋大臣的清廷萬萬沒有想到的，歷史，確實吊詭。

　　面對已經(jīng)深刻變化了的世界，清朝統(tǒng)治者在鴉片戰(zhàn)爭后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傳統(tǒng)觀念、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其最終命運，不亡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