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而建立在對中華民族認同基礎上的“多元一體”格局則是建立強大國家的前提。唐代的民族認同政策在歷代中央王朝管理中較有代表性，特別是對西域的民族管理政策更是體現了統(tǒng)治者對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視。唐代統(tǒng)治者將西域視為應對突厥和吐蕃威脅的戰(zhàn)略側翼，采取了意義深遠的戰(zhàn)略規(guī)劃，特別是實行了以漢文化為主體、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實邊策略，改變了南北朝以來“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的對立局面，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向心力和民族認同的凝聚力，有效保持了西域的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從而使絲綢之路暢通東西，大唐文明輻射歐亞，成就了中國歷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一段經典時期。


　　張騫通西域后，隨著大批漢人進入西域，漢文化也隨之在西域傳播開來，作為中原傳統(tǒng)文化核心內容的儒學也傳入西域。唐王朝國力強盛，文化繁榮，深深影響了統(tǒng)一后的西域。儒家文化日漸成為西域民眾日常行為的規(guī)范和道德禮儀的操守。吐蕃及高昌等西域諸國“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派遣人員到長安學習唐文化，“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由于大唐文明的影響，儒學經典的基本思想和價值觀漸漸被西域各民族普遍接受，并深深根植于西域民眾的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之中。高昌麴氏政權時期，“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且高昌王“于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國王殿堂上繪有魯哀公問政孔子像，恰恰顯示了中國傳統(tǒng)儒學在西域的主導地位。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唐經義〈論語〉對策》殘卷，這是專門用來應對科舉考試的紙卷，說明儒家經典已經被正式納入西域子弟參加朝廷科舉取士的考核內容了。而《唐景龍二年(708年)寫本鄭氏注〈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xiāng)黨〉殘卷》、《義熙寫本〈毛詩鄭箋〉殘卷》、《古寫本〈孝經〉》、《〈論語〉習書》、《唐景龍四年(701年)卜天壽抄孔氏本鄭氏注〈論語〉》等吐魯番文書都體現了儒家思想在西域社會普遍傳播的事實和對西域民眾的影響程度。正是因為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文化在西域社會的廣泛傳播，鐵勒首領、名將契必何力雖為一介武夫，亦可隨口誦出“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的佳句。

　　同時，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也逐步嵌入到西域各宗教之中。唐代是西域宗教史上一個集大成的時期，除了傳統(tǒng)的薩滿教和西來的佛教、祆教、景教等，產生于中原本土的道教在唐代西域民眾的宗教信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這些宗教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以佛教為主的多宗教并存格局。中華傳統(tǒng)文化深深植入到各個教派之中。在吐魯番出土的佛教文書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術語，而回鶻文摩尼教經典中亦有《釋迦四門觀》和《阿難答法問》的佛經內容，這些不同宗教用語同存共處，互相夾雜的現象，體現了多元宗教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百善孝為先”，同樣，在西域佛教中，孝也是重要的內容，在敦煌文書P.3361《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中載“佛身尊貴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順來。須知孝道善無疆，三教之中廣贊揚”，可見，“孝”已經成為儒釋道等文化內涵中的根本內容。宗教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和文化，在促進民族交流和融合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唐代文化認同政策，有效促進了西域民族團結和社會穩(wěn)定。從南北朝到隋唐，是一個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時期，以高昌等為代表的西域諸國仰慕中原文化，使?jié)h文化在少數民族中廣為傳播，在西域社會中形成了較好的社會基礎，加之唐代民族政策的包容和開放，使唐代的文化實邊政策被唐代西域社會普遍接受。杜佑在《通典·禮典》中認為“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認為不同民族最初的發(fā)展狀況是相同或者相通的，中華并不比諸夷先進，并且在上古時期中華與夷狄本來就是一家；在解釋中華與夷狄在后世發(fā)展的不同情況時，杜佑指出，是物質條件的差異造成了各民族發(fā)展的不平衡性，這比之魏晉時期江統(tǒng)的《徙戎論》中對邊疆民族的對立態(tài)度要進步多了。在這種文化融合和天下一家的氛圍中，民族平等與文化融合成為唐朝重要的治邊之策。唐太宗的“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依朕如父母”的民族政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實處，如在征服東突厥后安置突厥降戶時，唐太宗將這些突厥降戶安置在長城地帶，對于其他突厥首領，唐朝也給予優(yōu)厚待遇，仍令他們管理舊部。唐朝大量任用突厥貴族為官，并把他們安置在都城長安等城市之內。這種民族一體與文化融合的思想成為唐代社會的主流觀念，“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為生，故常習戰(zhàn)斗。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開放的民族文化意識自然滋生了開明的民族政策，“華夷一家”在玄宗時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玄宗“我國家統(tǒng)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元風既同，群物茲遂”的思想，充分體現了唐朝時期民族融合的發(fā)展程度。唐朝開明的民族政策，贏得了各民族的愛戴，他們尊奉唐太宗為“天可汗”，成為包括西域在內的各民族的“可汗”，中華一統(tǒng)的局面由此達到新的高度，影響深遠。

　　文化認同與唐朝治理西域的正確政策，共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同存共生的良好局面。大量中原民眾、商人、求法僧人、文人志士等到達西域，與西域民族雜居相處，在語言、習俗、文化、信仰等領域相互交融，共同發(fā)展，提高了各民族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增強了西域各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不僅在戰(zhàn)略上阻絕了“南羌北交”，致使“西北邊患，蕩然一清”，而且西域由漢代以來單純的軍事防御地區(qū)變?yōu)樯鐣鄬Ψ€(wěn)定的區(qū)域，成為大唐文明向中亞的自然延伸的地域。由此，唐朝出現了“東至安東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府，南北如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舊唐書·地理一》)的盛世局面。直到安史之亂后，西域各民族對中原的向心力仍然不減，充分反映了唐王朝治理西域的文化認同政策的長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