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壇的宣傳畫

在今天看來單調刻板、缺乏思想性的宣傳畫，卻曾是時代風氣和趨勢的記錄者、也是那個年代的畫家們尋求藝術突破為數(shù)不多的出口之一。

在今天看來單調刻板、缺乏思想性的宣傳畫，卻曾是時代風氣和趨勢的記錄者、也是那個年代的畫家們尋求藝術突破為數(shù)不多的出口之一?，F(xiàn)在，“二十世紀中國平面設計文獻展”將展出數(shù)百幅宣傳畫作品，為我們全面地觀察和反思宣傳畫背后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機會。


宣傳畫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曾長時期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中一幅毛主席像，兩邊貼著《學大慶精神》、《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之類的畫，是中國平常百姓人家的典型裝飾。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指導思想下，當時中國最頂尖的畫家，幾乎都投身宣傳畫創(chuàng)作，創(chuàng)造了藝術史上的一個奇觀。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走向多元，宣傳畫也漸漸淡出了歷史舞臺。

幾年前，中央美術學院搬家整理時發(fā)現(xiàn)的一批庫存宣傳畫，重新勾起了人們的記憶。在今年的“北京世界設計大會”中，幾百幅當年的宣傳畫成了“二十世紀中國平面設計文獻展”的主角，向人們回放了上世紀解放前直至2008年的中國政治圖景和老百姓的家常生活，以及其下的暗流洶涌。

“1949年后，當時出版社有這樣一個規(guī)矩，凡是出版了一批新的宣傳畫，一定要給各地有關單位，特別是中央美院送去一批‘樣張’，因此美院從那時候就開始收集，從1949年直到1979年?！母铩陂g，盡管學校一片混亂，但保存收藏工作也一直沒有斷過。”策展人、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院長許平說。

“二十世紀中國平面設計文獻展”按時期分為《國民·生活》、《人民·英雄》、《公民·時代》三部分。其中《人民·英雄》卷，集中展出從1949年—1979年間創(chuàng)作的300多幅經(jīng)典宣傳畫，據(jù)介紹，如此大規(guī)模的展覽在國內還是第一次。

時代符號

歷年的中國國慶，總會有一些符號意義的作品出現(xiàn)，1959年國慶10周年出版的《毛主席萬歲》便是一個代表。

當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編輯向著名畫家哈瓊文約稿，讓他為建國10周年大慶創(chuàng)作一幅重點作品?！皣鴳c游行的群眾隊伍中，總有穿著各式漂亮服飾的婦女和孩子，此起彼伏地高呼著‘毛主席萬歲！’令人印象深刻?！薄睹飨f歲》的畫面構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當時哈瓊文畫了許多草圖，其中有一幅是抱著孩子的黑衣婦女站在玫瑰粉色的背景中，而毛澤東畫像在背后。整個畫面色彩對比強烈，主體人物突出，但背后的毛澤東像總是很搶眼，使畫面出現(xiàn)兩個中心，容易分散觀眾的注意力。“我想去掉主席像，但就是沒有膽量。審稿時，一位領導以商量的口氣提出：‘畫中的主席像拿掉好不好？’我馬上接口說：‘好，好！’”回到創(chuàng)作室，哈瓊文很快地用水洗干凈肖像，接著以調了白粉的淡玫瑰色，在洗去的位置上畫了大片的花團。為了把母女的目光引向天安門上的毛主席，他又在畫面的左上角畫了一個華表，代表著毛澤東。稿件再次送審，獲得一致通過。

哈瓊文在創(chuàng)作時一直有個心愿：“宣傳畫不應僅僅掛在公共場所，應當讓它進入老百姓的家中，懸掛在家庭的墻上，壓在玻璃板下面?！边@幅畫確實取得了他所期待的效果。當時它以年畫的形式出版，在新華書店就能買到。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許多人給家里大掃除后就喜歡去買幾張鮮艷的年畫回來，貼于顯眼的墻上，這幅是非常受歡迎的一張，在隨后的五年中曾以多種形式屢次出版，大量印刷，累計印數(shù)高達200多萬份。同時，它還以明信片、書刊封面、插頁等多種形式出版?zhèn)鞑ィ踔脸霈F(xiàn)在熱水瓶、日歷、鉛筆盒等日用品上面。而上海南京路的中百一店，曾以幾層樓面的空間懸掛起《毛主席萬歲》的巨型復制品。

而哈瓊文的命運，也在某種程度上被這幅畫改變。在文革期間，左派攻擊畫中不僅沒有出現(xiàn)毛澤東形象，而且那位年輕媽媽不像個社會主義的中國勞動人民，是個資產階級少奶奶的模樣。而到了現(xiàn)代，也仍有評論家對這張畫提出批評，說當時中國社會一片黑暗，是最為艱苦的時代，這樣畫，是“粉飾太平”。但在那樣的時代，每個人都被時代裹挾，一幅畫的命運，已遠不是作畫的人所能操控的。

小心突破

“三突出”、“紅光亮”、“高大全”，曾是文革時期宣傳畫的鐵定法則。所謂“三突出”是指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紅光亮”呢？是指畫面明亮、平整，人物的精神飽滿，滿面紅光，臉部不追求明暗對比，陰陽臉是絕對要杜絕的；而所謂“高大全”，則指英雄人物的形象一定要高大，要完整。

但從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廣東畫派卻悄悄地出現(xiàn)了一批截然不同的宣傳畫。它們與主流原則“背道而馳”，卻并沒被打入地獄，反而迅速在全國風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身處廣州的李醒韜和梁照堂兩位老畫家，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梁老先生如今早已改畫國畫，在他凌亂而充滿書墨香的畫室中，一幅幅攤開的舊時宣傳畫又為他打開了記憶大門：“我們那一代的畫家，誰都畫過宣傳畫。當時政治至上，大家都在搞建設干革命。作為畫家來講，能握上畫筆就是最大的幸福。”當時，20多歲的梁照堂被招進當時的“廣州市革命委員會宣傳辦公室美術組”，專職畫宣傳畫，這是個很風光的身份，“出入拿的都是市委的工作證！”

剛開始，大家都是照著別人的方法去畫的：主角一定得是英雄人物，人物正面一定要有光，臉色紅亮，角度一定要仰視，顯得形象高大。但畫得多了，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拔揖褪窍矚g畫畫，所以抓住了這種難得的機會，我就把傾心的蘇聯(lián)特卡切夫等的逆光爍動色調、莫奈的印象派色調等都用在宣傳畫上，當油畫畫就是了，管它是不是宣傳畫?！?

他和李醒韜在1977年畫的《揭批“四人幫”革命生產向前進》，便采用了著名的“逆光畫法”，一開始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當時都講‘紅光亮’，如果光線從后面射過來，人物臉上有陰影，會被批判說‘給英雄抹黑’。但我卻很喜歡逆光畫法，因為層次更加豐富；此外，我喜歡用俯視手法，感覺更親切一點；而且當時宣傳畫都用暖色調來表現(xiàn)熱情，我卻比較喜歡用冷色調。這三點與那時的藝術氣候很不吻合?！钡牵捎诔鰜淼漠嬅娼】迪蛏?，藝術價值也很高，這批畫并沒有遭遇太大的非議，很順利便通過了審查。后來它們漸漸在全國流傳開，反而成了一種風格特色，被各大城市的畫家爭相臨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那時的中國，文革已走向尾聲，而廣交會這個對外的窗口還在開著，于是廣東畫家們在這方面開了先河，為宣傳畫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一次突破。這是時代使然。

1992年，哈瓊文畫了一幅《琴聲嘹亮歡唱改革振興上海繁榮祖國》。當他完成后送廠打印時，上面突然傳來消息，說是‘訂數(shù)不夠’，取消了打印。就是這么四個字，讓老先生從此封筆。而這也宣告宣傳畫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市場經(jīng)濟的大潮以不可阻擋的姿勢成為了絕對主角。而這些風云一時的宣傳畫，也成為時代的證物，讓人憑吊，也令人警醒。(記者/攝影·胡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