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聘請當代藝術家教學是一場“鬧劇”？院長因聘請當代藝術家教學而被解雇也是一場“鬧劇”？沒錯，就在今年一月上旬，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國際傳媒設計學院院長王純杰突然被“解除”職務，而理由正是因為他邀請當代藝術家當教師。

清華大學教授、藝術家陳丹青宣布正式辭職，留下一本《退步集》便黯然離開清華園是2007年初的事情。當時因為“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政治考試，嚴重阻礙并扭曲藝術教育的品質與性質”和“人的才氣、性情、素質，統(tǒng)統(tǒng)變成了表格數(shù)字”，所以陳丹青的一句“我不想再玩下去了”就讓中國當代藝術教育的問題在公眾視野里“炸鍋”了。今天，則是“藝術家來上課會改變方向”，而使得一位由大學任命的學院院長被學院的外方理事會成員以非正常程序免除了職務。正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孰是孰非也許得讓最終的真相去解答，但是事件的發(fā)生則不是幾句憤懣之語便可以盡釋的。關于中國藝術教育的當代進程的種種爭議，或許早已成為了陳詞濫調，但在一個僵化的體制之下，置身于一個似乎無法逾越半步的“雷池”之外，就不難理解已是花甲之年的吳冠中為何還會一派桀驁不馴地頻頻喊出“我對美術教育很失望”等狂狷話語。

2002年北師大在珠海建立分校，2003年建立國際傳媒設計學院。一開始是與德國某職業(yè)學校合作舉辦的非學歷非學位的課程項目，2004年才發(fā)展到本科學院，任命了香港來的王純杰擔任院長。期間王純杰邀請了許多在國內十分活躍的當代藝術家和設計師到學校任教，也邀請了一些著名的世界大師前來講座。對于這種在國內少有的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教育方式和辦學思路，院長王純杰認為“是對中國應試教育的一種強力反動”。像嚴磊、陳邵雄、鄭國谷、陳再炎、楊勇、黃小鵬、蔣至、儲云、朱加、徐坦等一眾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到來，改變了中國藝術教育的工廠式大生產模式和標準化培養(yǎng)模式，他們讓刻板的師徒制施教過程變成了一種“自由交流狀態(tài)”。

當教學變成了一種毫無保留的、開放的交流，學生的創(chuàng)造思維與理性認知自然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啟發(fā)。著名的國際獨立策展人侯瀚如先生就曾說過：“藝術發(fā)生在現(xiàn)實中，在大街上、在人群里，遠遠超越出課堂的范圍……藝術沒有一種方法可教。但你可以用你的身體、你的思想、你的心靈去領會，直到一種新世界觀的呈現(xiàn)……能夠把這教給你的就是好的藝術教師。”在北師大傳媒設計學院，王純杰正是提倡這樣的新的藝術教育方式，并將之實施于教學過程中去。這使得學院的氣氛異?；钴S，學生在學習中同時也廣泛地與最前沿的思潮接軌，更好地將對藝術的認知過程與當代生活的大環(huán)境相結合。受邀參加廣州三年展，正是一個傳統(tǒng)教育體制模式下所沒有的機會。從中，學生零距離地獲得了一個具有創(chuàng)造性、挑戰(zhàn)性的藝術交流平臺。當代藝術家的進駐，他們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個人體驗和集體經驗有效地融入到學生的學習與日常生活，這就像一種生命力，一種讓陳腐的思維模式發(fā)生轉變的生命力。

也許，一個好的藝術家未必一定會是一個好的藝術教師。當然，同樣也未必不是。因為一個學生接觸到的教師如果能夠同時是一個活躍的、戰(zhàn)斗在第一線上的當代藝術家，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的教育意義遠遠超出課堂本身。除了教授具體的藝術觀念和創(chuàng)作能力，他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讓今天數(shù)量過多的藝術學生們看到一種使用想象力而不是體力來謀生的可能性。

偏偏這就是中國藝術教育一直所欠缺的。體制之下，更多的是向學生教授一種謀生手段，這樣的前提導致了強調社會“共性”的誤區(qū)出現(xiàn)，有時候甚至達到了“千人一面”的效果。在這樣的影響下，很多學生并不具備基本的思辯能力，更不用談“個性”了。當代藝術家鄭國谷在北師大傳媒設計學院授課期間，就曾針對這個問題來設計了一個課目：將一個影像分割制作，讓學生每人繪畫其中一小幅，每人繪畫中保持個性，又能夠考慮自己一幅畫與四周畫面的關系和連接，30人30幅畫組合成一幅大畫面。如此一來，學生在掌握一個專業(yè)知識的基本訓練的同時，又可以彰顯出各自不同的特質與取向，也培養(yǎng)了學生一種對大局觀的平衡能力和獨立的思辨能力。現(xiàn)在的藝術學生人數(shù)因為擴招而大大增加，他們當然不會都成為藝術家，而社會也并不需要這么多的藝術家，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畢業(yè)之后將會進入廣義的文化產業(yè)，或者說創(chuàng)意產業(yè)。但是不管結果是什么，個人的創(chuàng)意能力、團體意識、自我管理的能力、對于專業(yè)格局的反思比照能力、執(zhí)行和監(jiān)控整個工作流程的能力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這也是現(xiàn)今的藝術教育體制所忽視的環(huán)節(jié)。讓學生進入一種真實的生活與工作狀態(tài)，在鄭國谷那具有引導性和模擬性的教學方式下，他的學生對社會使用能力以及對藝術的解讀能力都應該是更值得期待的。

在當年，黃賓虹、潘天壽、齊白石等大師無一不是美術學院的教師，而今天聚嘯江湖、呼風喚雨的出名的藝術家大多數(shù)不在美術學院中任教?！奥殬I(yè)教授模式”的狀態(tài)使得如今的中國藝術教育成了一種缺乏活力的模式化框架，這種變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術學院的教育和當代藝術實踐的脫節(jié)。與一般藝術教師不同，當代藝術家在面對學生的同時，還活躍在藝術創(chuàng)作以及各種藝術現(xiàn)場的最前線，這對“高墻”里頭的學子來說絕不僅僅是一個榜樣，更多的情況是，他們利用了各種機會去領著學生走出課堂，提高了傳統(tǒng)教學中所欠缺的參與性和互動性。這些開放式教學活動很好地讓學生處于各種藝術與社會的碰撞和交流當中，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模式化帶來的“標準”和“統(tǒng)一”的弊端，推動了學生的自我思考，自我培養(yǎng)和多元發(fā)展，以此尋找與創(chuàng)造適合自己的藝術方式和藝術理念。

請大牌藝術家當教師，在國外可是見慣不怪的事情，過去就有大名鼎鼎的波依斯，而現(xiàn)在則有同樣來頭不小的瑞哈德·里希特。當然，像波依斯在1972年帶領著54名未被錄取的申請入學者占領了學院秘書處而被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開除的事件，只能是作為另當別論的個案。也許是他對“擴展的藝術概念”的過度詮釋并不適合教師的身份，但他的新觀念確實讓藝術教育不得不重新去審視自我，也使得學生對藝術的認知有了新的視野。另外，在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藝術與設計教育體系的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當時的格羅庇烏斯院長就找來了9個歐洲最有創(chuàng)新改革精神的藝術家，組成了首批的核心教師隊伍，其中包括了抽象派大師康定斯基、克利、伊頓等等。這種大膽的嘗試，讓包豪斯設計學院在以后取得了傲人的成績。

在王純杰被解雇事件的背后，更值得我們反省的是：當代藝術家給學院帶來的寶貴資源是不是被忽略了？課堂上的短兵相接，課堂外的言傳身教，當代藝術家的介入對于當下我國藝術教育與當代藝術發(fā)展所存在的“斷層”，的確帶來了一次顯性的轉變。具有實驗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開放性的教學方式，也許還存在著種種不足與缺陷，但若不積極地去平衡和發(fā)展，甚至還給予打擊的話，那么中國的藝術教育體制只會越來越偏離時代的軌跡。試想一下，若干年后，在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藝術家”們會站在一個怎樣的歷史舞臺之上？反之，會否又是另一番景象呢？